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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北京城已被沙尘暴困扰了八百多年 [打印本页]

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3-16 06:50
标题: 北京城已被沙尘暴困扰了八百多年
金朝海陵王贞元三年四月，也就是公元1155年5月前后，北京城进入了一种“昏雾四塞，日无光”的状态，一共持续了十七天之久①。这或许是北京地区遭遇严重沙尘天气侵害的最早记载。金朝的史官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一点，并将之载入史册，是因为金主完颜亮刚刚决定将都城从上京迁至此地。

迁都之后，北京城的气候并未得到改变，反似有恶化。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三月，史书中出现了“雨土”的记载，尘土犹如下雨般从天而降。这种事情，在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三月和四月份，又出现了两次。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史书之所以会特别记载“雨土”之事，并不是基于对气候变迁的关注，而是“雨土”在天人感应的迷信框架内，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涵义，即京房《易传》里所谓的“百姓劳苦，则天雨土”。这也意味着，那些够不上“雨土”级别、却更常见的风沙气候，是很难被史书记录的。

?2021年3月15日，中国北方遭遇了近十年最强沙尘暴。据专家解释，这次沙尘暴的起源，主要是在蒙古国戈壁沙漠的中部和南部，以及内蒙古的中部和西部沙漠。

进入元朝后，北京城继续被沙尘暴困扰。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二月遭遇的是“雨土”，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三月遭遇的是“雨霾”，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三月和至顺二年（1331）三月遭遇的是“雨土霾”。无论是“雨土”“雨霾”还是“雨土霾”，所指都是尘土如雨水般降落的剧烈沙尘暴。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四月的情况最为特殊，史书记载称“京师天雨红沙，昼晦”，显然这是一次烈度更高的沙尘暴，铺天盖地落下来的既不是土也不是霾，而是沙子，而且是红色的沙子（这或许是因为沙尘的源头存在红壤）。

元代北京城的沙尘暴，与建设元大都时对周边地区森林的疯狂消耗有直接关系。虽然楠木、檀香木等珍贵稀有木料主要来自外地，但常规木料则不可避免地要大量取自京城周边。为了方便砍伐西山的木料，郭守敬还主持疏通了永定河中游的河道。除了修筑皇城，城内的寺院、衙门等建筑，也要耗费大量木料。如1280年修建圣寿万安寺，便派出军队四千人自北京周边砍伐了58600根木料。此外，京城日常的燃料消耗多取自周边，同样不是小数目。这些消耗综合到一起，结果便是元代成了“促使北京周边地区森林植被发生明显转折的时代”。

明代北京城的沙尘暴，较之金、元两代更加严重。这与朱棣为迁都北京城而进行的大规模建设有直接关系。据翰林院侍读邹缉当年的奏折，朱棣的北京城修筑工程搞了近二十年，“民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官供役”，多达百万的青壮年，常年在工地服劳役。吏部主事萧仪则说，他的家乡江西乐安，自永乐四年开始，无论贫富、无论家中壮丁多少，已全被抓去武夷山里，为修筑紫禁城伐木。壮丁们死在山里之后，接下来被抓的便是女人与孩子。遥远的武夷山地区尚且如此，北京周边森林植被遭受破坏的情况，自不难想象。朱棣重修三大殿时，便“有巨木出于卢沟”，即是自北京周边大规模砍伐树木。

朱棣之后，明朝的皇帝们继续大兴土木。仅万历皇帝一人，自万历十一年修筑天寿山皇陵开始，至万历四十六年修乾光殿止，北京城内便可谓年年皆有大型土木工程。其中万历三十一年筹修三大殿，摊派给贵州的任务之一是“采办楠杉大木”12298根，合银107万余两。摊派给湖广的楠杉任务，合银约420万两。湖广、贵州、四川被摊派的楠木任务，合计约930余万两白银。大楠木自外省千里迢迢运来，常规木料自是从北京周边取用。大楠木的需求数量如此之多，常规木料的规模只会更大。

? 明代人所绘《帝都图卷》

权力无节制的取用带来的疯狂砍伐，甚至还影响到了明朝的边防安全，隆庆年间，便有大臣庞尚鹏上奏说，北京周边的蓟州和昌平一带已因为无节制砍伐导致“蹊径日通，险隘日夷”，森林消失后蒙古骑兵便可长驱直入。庞说，发动军民植树造林以巩固边防，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于是，有明一代，几乎每年春天，北京城都要遭遇严重的沙尘暴。比如：

天顺七年（1463）二月“雨黄霾，四方蔽塞，日晦无光”；天顺八年（1464）二月“黄尘四塞”“风霾、昼晦”“阴霾四塞、日月晦冥”；成化三年（1467）四月“扬尘蔽天”“黄霾蔽天”；成化四年（1468）四月，天坛与地坛的外墙“风沙堆积几与墙等”；成化五年（1469）闰二月“雨霾，天气昏蒙，黄土四塞”；成化六年（1470）四月“阴霾四塞”；成化七年（1471）四月“雨土霾”“雨黑沙如黍”；……

有学者统计称，自《明实录》中有沙尘暴记载的1441年算起，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204年里有97个年份出现了沙尘暴天气。若考虑到传统史书记录气候异象的主要动力，是“天人感应”的政治迷信，常规的风沙天气显然是失记的。说有明一代，北京城年年被风沙困扰，绝非夸张。由前文提到1468年天坛与地坛的外墙所阻挡的风沙已与墙体齐高，也可大略推知明代北京城沙尘暴的严重程度——天坛与地坛是皇家禁地，其墙体高度一般是超过3米的。

年复一年持续不断的沙尘暴，让那些相信天人感应的明朝读书人和士大夫，也渐渐麻木了下去。一般的“雨土”“雨霾”已不再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只有那些程度非常高、有特殊现象出现的沙尘暴，才会进入到明代京城读书人和士大夫的视野，被他们记录下来。

比如，成化六年（1470）二月清明节的沙尘暴被《万历野获编》记录了下来，是因为这场沙尘暴“下雨如血，天色如绛纱，日色如暮夜，空中非灯烛不能辨”。万历四十六年（1618）春天的沙尘暴，之所以会被大学士方从哲拿到朝堂上说事，是因为这场沙尘暴“黄尘蔽天，日色晦冥，咫尺莫辨”，还出现了“电流如火，赤光照地”“自宣武门至正阳门外约三里余，河水尽赤，深红如溃血，经月乃止”的怪象（很可能与沙尘的成分有关）。

清代北京城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尽管有学者认为清代的沙尘暴频率和强度已远不如明代，且认为这是“清代处于冬季气候逐渐由寒冷向温暖转变的时期”所致。但翻看清末重臣、帝师翁同龢的日记，仍可见到沙尘暴对北京城的频繁肆虐。比如：

1862年5月18日“黄沙张天”；1863年5月5日“黄沙漠漠”，6日“黄沙蔽天”；1864年4月2日“黄沙蔽天”，3日空气中充满了“尘气”，4日“大风落沙”；1865年3月22日“黄尘漠漠”；1866年5月3日“无风而霾”，27日“几于飞沙走石”；1867年3月23日“大风尘霾……黄沙漠漠者竟日”，29日“黄沙蔽天”，30日“无风而黄尘四塞，天容惨淡，如是竟日”；……

类似的记载，几乎见于每年春天的翁同龢日记。1884年春天，慈禧发动“甲申易枢”将恭亲王奕?逐出中枢，便是在“大风起，沙翳天暗”“尘土眯目”中实施的。1898年6月，翁同龢被光绪皇帝逐离京城，该年4月2日，他的记载是“大风扬沙”；4月3日，他的记载是“大风，尘土蒙蒙”。

? 晚清的北京人遇到沙尘暴，大约也是这种情形

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晚清来华的西方人士。

1864年4月26日，刚刚抵达北京的德国领事拉度维茨在书信中写道：“从通州又骑马奔波三小时，最终抵达古老皇城的巨大城墙之下……不过（我们）还暂时无法消受这座城市，因为沙尘暴的关系，我们白天根本出不了门。我们在白河上已领教过裹挟着黄沙的大风，它几乎把老船撕成了碎片。”

1891年3月22日，德国驻华使馆翻译生佛尔克在书信中说：“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又不好了，虽然不是很冷，但是风沙却很大。对于散步来说，街道上的尘土原本就已很厚了，现在尘土都盖满了墙壁。这种沙尘暴是从蒙古的沙漠里来的，大多要刮好几天。它们无孔不入，哪怕在密闭的屋子里，所有的家具仍然蒙上了厚厚一层土，甚至手绢上也是一层土。……我在想，下个月大概会好起来的。”

1897年1月，德国驻华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北京街道的物理反应，如同让我亲吻一个对我来说十分恶心的人。……天上刮着可怕的沙尘暴，屋外的严寒冻彻心骨。”

也就是说，若从1155年金朝海陵王贞元三年的“昏雾四塞，日无光”算起至今，北京城其实已被沙尘暴困扰了超过八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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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3-16 09:43
3月15日，是中国人难忘的一天。
不仅仅这一天是315，我们又看到了太多触目惊心；更因为这一天的超级沙尘暴，让人们见识了大自然的遮天蔽日。
真是遮天蔽日，昨天一大早，开车去上班，天空一片昏黄，路越来越堵，天越来越黄，最后，茫茫只看到前面几十米。
难怪，有一个段子就说：
二月二龙抬头之后，北京遭遇10多年来最强烈的沙尘暴，有记者街头采访：“大妈，您觉得沙尘暴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 被采访者：“影响太大了！首先就是你得看清楚，我是你大爷！”
嗯，北京人就是幽默。另一个段子则感慨：
天感觉好像产生了时空错乱，又回到了2009年：北京依旧在刮沙尘暴，影院依旧在放阿凡达，A股还是3000多点……
嗯，想得倒美，房价能回到2009年就好了。
倒也是说明了一个问题，现在的北京，沙尘暴确实不多了。但不少朋友很疑惑，过去几年，我们环保这么努力，我们种了这么多树，这到底怎么了？怎么一来就是一场10年来最强、范围最广的沙尘暴？
其实也错怪了三北防护林，因为这场超级沙尘暴，不是国产，而是进口--不是起源于河北内蒙古老地方，而是来自邻国的蒙古国。
按照相关的说法，这次，主要是蒙古国强大气旋，将本地沙尘托举至高空，随后在持续不断的东移南下的气流作用下，大量沙尘长驱直入，一直输送到中国的东部地区。
北京我们看到遮天蔽日，蒙古国却真是伤亡惨重。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这次超级沙尘暴和暴风雪，已在蒙古国导致10人死亡，另有11人仍处于失踪状态。
怎么这么严重？
因为风已经疯了。
根据报道，过去两天，在蒙古国一些地方，风速达到了每秒20至24米，有时甚至每秒30至34米。结果就是：蒙古国北部地区，暴风雪来袭，冰雪交加；南部戈壁地带，超级强沙尘暴，暗无天日。
超级沙尘暴一路南下，北京顿时看不到蓝天。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天灾。
但天灾之后，也有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比如，在韩国，根据媒体报道，各大媒体第一时间的报道是：“源自中国沙尘暴”，3月16日将袭击韩国。
请注意，来自中国。
看到有朋友统计了一下，韩国气象厅也是这样表述的，《韩国经济》一篇文章的标题，则是“连续一周雾霾，再加上中国的沙尘暴，韩国空气质量达到最差”，极力凸显了“中国的恶劣影响”。
嗯，看来在这些韩国人眼里，蒙古国都是属于中国了。
但这显然是不对的。
过去，一发生雾霾，就说来自中国，显然更多也是一种甩锅做法。现在，超级沙尘暴，也说来自中国，唉，真对不起，中国现在也没韩国朋友想象得那么国土辽阔。
怎么说呢？
我们还是格局要大一点，完全个人观点，这给我们中国、给韩国、给日本也给世界，几点启示吧。
启示一，这场沙尘暴，又让我们见识了大自然的伟力和破坏力。别总是想着人定胜天，人类还是太渺小，别忘了恩格斯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启示二，超级沙尘暴，也暴露出某些人地理知识的贫瘠。但至少也让我们知道了，沙尘暴不仅有国产，现在更有进口倾销。还有韩国人，你们别老说都来自中国，你们让蒙古国人怎么想？
启示三，这更凸显出环境破坏的后果，不仅不是金山银山，而是要害死人的。据统计，由于气候变暖和过度开发，蒙古国70%的土地，面临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和沙漠化，所以，一场狂风刮起，沙尘暴席卷东北亚，中国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启示四，真要讲究生态文明，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别滥采滥挖，保护环境多种树。北京自古春季多风沙，过去几年，沙尘暴其实真变少了，什么原因？还不是中国人更注重环保了，种下了全世界最多的树。
启示五，更要理性看待沙尘暴，别总想就消灭，我们人类消灭不了。作为一种存在了几十亿年的自然现象，沙尘暴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沙尘把陆地的营养物质迁移到海洋，让海洋生物得以生存，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多少还可以中和一下空气中的酸雨……
启示六，指责不解决问题，重要的是伸出手帮助。我们严厉谴责蒙古国破坏了我们的蓝天？这有用吗？那还不如想办法帮蒙古国保护环境，避免滥采滥挖。必须看到，过去几十年，也有大批日本韩国朋友来中国种树，因为这是守护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国家有边界，大气可没有祖国。
启示七，以前我们的口号是：少生孩子多种树，少养孩子多养猪。时代确实变了，口号看来可以改为：多生孩子多种树，多养孩子多养猪。而且，我们可能还要去蒙古国多种树，韩国朋友，也别光说不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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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魔影 时间: 2021-3-16 19:59
活该，谁让他们砍那么多树

来自：掌上乐园

作者: 苏北第一帅 时间: 2021-3-16 20:54
蒙古独立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啊，对于他们民族来说他们只是独立了，其实他们的生活改变了没有啊？蒙古的面积相当于新疆的面积，但是它的人口还不到300万。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口，就生活在他们的首都圈，其他的地方真的是人烟罕见。看看蒙古的地理位置，就是个纯粹的内陆国，他就两个邻国俄罗斯，和我们中国。被这两个国家包了饺子。就这样子还特别是个反华国家。还向往美国。其实，真正的蒙古族，在我们内蒙古，新疆。我们国内的蒙古族用的文字，还是传统的蒙古文。看看蒙古国他们的文字都是俄罗斯文改的。蒙古真的想发展起来，其实应该和我们国家修好关系的。说上她，回归我们国家，看吧，看以后的时局变化吧，一切皆有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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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3-18 06:10
“北京一刮沙，就变成了北宋。”

当一场西起喀什、东至哈尔滨的扬沙席卷中国时，沙尘暴在时隔几年后再次光临北京，但网络段子的神奇之处在于，历史的映照往往穿透时空。

1

公元413年，当匈奴后裔赫连勃勃来到今天的陕西靖边一带时，呈现的他眼前的，是一个水草丰美、“临光泽而带清流”的牛羊遍布之地，这位十六国时期的枭雄忍不住赞叹说：

“吾行地多矣……未见若斯之美。”

于是，这位大夏国的开国国君征发十万人，耗时五年在此营建都城，为了确保工程的施工质量，每建一小段城墙，赫连勃勃的手下就会让弓箭手在一定距离处对着城墙放箭，如果箭头穿入了城墙一寸，那么建筑这一段城墙的民工就会被全部杀掉，然后把尸体扔进城墙中作为筑城材料。即史书所说的“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

赫连勃勃的要求标准是，只有当弓箭射到城墙上被反弹落地，那段城墙才算修建成功。

五年后（418年），这座被称为“统万城”的匈奴都城终于竣工，当时，大夏国秘书监胡义周撰文称赞这座城市说，城池周边“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城里则是“华林灵沼，重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

但这座被赫连勃勃寓意“统一天下，居临万郡”的雄奇都城，并没能护佑匈奴人多久，统万城建成仅仅9年后（427年）就被北魏大军攻破，此后数百年间，这座城池几经战乱，到了唐代时，曾经水草丰美的统万城，在历经数百年的人类开发破坏后，周边的毛乌素沙地正在逐渐成型，此时周围已是“皆流沙”、“风沙满眼”、“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

到了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宋军在经历与西夏的反复争夺后终于攻占统万城，为了防止西夏重新争夺，宋太宗下令大军摧毁统万城，对于统万城（当时称夏州）当时周边生态环境的恶化，宋太宗曾经说：

“夏州深在沙漠”。

从公元418年建成，到994年成为“深陷沙漠”之地，统万城仅仅经历了500年时间，就成为了人类开发破坏的“经典之作”。

▲统万城遗址。

2

但中国人与流沙的邂逅才刚刚开始。

就在统万城深陷流沙之时，北宋帝国也开始困扰于沙尘暴的袭击。

就在父亲宋太宗下令摧毁统万城仅仅13年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三月，北宋首都开封遭遇了一场特大沙尘暴的袭击，“三月甲寅夕，京师大风，黄尘蔽天，自大名历京畿，害桑稼，唐州尤甚。”

当时，这场从今天的北京大名，一直吹到河南开封、泌阳（宋代唐州治地）的特大沙尘暴，让宋真宗苦恼不已。北宋立国167年间，后期100年记载的曾经席卷首都开封的沙尘暴就达13场之多，当时，这些主要来自西北的沙尘，不仅波及开封，甚至连远在江南的浙江江山县，都能感受到这些沙尘暴的威力，以致北宋时江南一带有俗语称为“黄沙落”。

北宋时，有的沙尘暴甚至持续达10天之久，以致百姓不敢出门，店铺不敢经营，有的老弱病残甚至因为长期被困家中以致饿毙。

根据科学家研究，沙尘暴在地球史上已经存在达数千万年之久，但人类的出现与垦荒砍伐，却将沙尘天气越来越推向极端，在中国古文献记载中，古人将沙尘暴多称为“霾”，比如，“大风霾”、“风霾”、“大霾”、“沙霾”、“尘霾”等。

按照科学家研究，形成沙尘暴主要有3个因素：大风、不稳定的大气层结、丰富的沙尘源。

如果说大风、不稳定的大气层结这两个因素是地球大气的自然运动状态，那么丰富的沙尘源地，则越来越拜人类所赐。

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古籍资料后统计得出，随着中华文明史的推进，关于沙尘天气的记载，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从时间上看，在公元前4世纪，关于沙尘天气的记载只有2次；
到了4-10世纪的700年间，中国境内关于沙尘暴的记载出现了39次；
11-15世纪的500年间，中国境内关于沙尘暴的剧增到了97次；
而从16-19世纪的400年间，沙尘暴的记载共出现了115次。

由此可见，统计时间在不断的缩短，但沙尘暴的记载次数却越来越频繁，而且，当时的沙尘暴记载有个特点，就是从先秦时期的主要局限在西北地区，开始呈现东扩的趋势，例如北宋时，当西北的统万城（黄河上游）深陷流沙之时，相对东部的河南开封等黄河流域也开始频繁出现了沙尘暴的记载，而到了元明清时期，整个华北地区，都广泛出现了关于沙尘暴的身影。

3

实际上，中国地区的沙尘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越来越频繁出现，与各个时期的气候冷期、干旱背景也有很大关系。

史学家总结发现，当气候进入冷期，西北与北方遭遇长期干旱，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扰的魏晋南北朝、辽金，以及明末到清中期等游牧民族南下时期，恰恰也是沙尘暴记录的高峰时期，因为冷期与干旱造成草原的退化和沙地沙漠的形成扩大，从而为沙尘暴提供了广泛的策源地，这也可以看做是少数民族南下的气候与环境背景。

但气候环境的循环古已有之，为何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沙尘暴才开始形成越来越肆虐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沙尘暴在全球共有四个高发区：这分别是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端、澳大利亚、中亚地区、美国西部和墨西哥北部。

在中国，沙尘暴的策源地则有四大源区：分别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阿拉善盟地区，内蒙古阴山北坡及浑善达克沙地毗邻地区，蒙陕宁长城沿线。

▲中国主要沙漠、沙地分布。

而中华先民的不断拓荒开边，则是沙尘暴加剧的重要原因。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遣霍去病出击右匈奴，大汉帝国拓地千里，将今天东起兰州、西至敦煌的整个河西走廊首次纳入华夏版图，此后，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四郡，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中华先民也开始了对原本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的移民拓边。

但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地区，从西北的河西走廊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再到黄土高原，随着人口繁衍，中华帝国的人口，也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5959万人，增长到了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的5291万人，考虑到人口逃逸等问题，人口学家估算唐玄宗时期，中国人口实际已达8000万人；

到了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南宋加上金国、西夏、大理等国，人口学家预测当时中国人口已破1亿。

随着中华帝国的人口增长和边疆拓荒，曾经在《汉书·西域传》中频繁出现的楼兰、龟兹、且末、精绝、莎车等绿洲古国逐渐消失，并被不断扩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吞噬；

这种沙漠化的趋势，逐渐从西向东，向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扩张。

从汉代开始，原本森林密布的内蒙古阴山、河西走廊，在中华先民的开发拓垦下，许多地方开始从森林、草原退化为戈壁、沙漠；

在河西走廊以东的甘肃天水、陇西一带，西汉时期，那里还是“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的森林茂密之地，然而三四百年后，到了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当司马昭率军西征羌人时，灵州（今宁夏灵武县）等地已经是“北临沙漠”；

而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还是水草丰美的统万城（位处今陕西靖边），到宋代时开始“深陷沙漠”，被不断扩大的毛乌素沙地所吞噬；

统万城对面，原本水草丰美的乌兰布和地区，由于秦汉时期，中央政府为了抵御匈奴入侵，在河套平原大规模屯垦驻军，以致草原植被遭到大规模破坏，到了北宋时期，原本属于草原的乌兰布和地区成为了“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的沙漠地区。

可以发现，在中华先民不断的拓荒开垦中，从新疆到河西走廊再到河套平原地区，沙漠和沙地的扩张从西向东不断蔓延，而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不断加剧的沙尘暴记载，正与这一历史时期的沙漠沙地从西向东的东渐趋势高度吻合。

除去人类无法左右的大气候环境影响，可以看出，中华帝国的不断拓边开荒，在不断扩张帝国边疆的同时，也带来了边疆环境乃至原本属于腹心地区的环境破坏，而破坏的结果，就是沙尘暴跟随着人类破坏的脚步，接踵而来。

4

1127年，时不时困扰于沙尘暴的北宋帝国，在靖康之变的耻辱中灭亡，但入主中原的金人很快发现，他们也将时常遭遇沙尘暴的苦恼。

金朝贞元三年（1155年）农历四月，刚刚将金国首都迁到中都（北京）才两年的海陵王完颜亮一觉醒来，发现整个北京城都陷入了沙尘暴的包围，当时，整个北京“昏雾四塞，日无光”，这场沙尘暴持续了长达17天之久，让完颜亮苦恼不已。

这场超级沙尘暴过后不久，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北京城再次出现了沙尘暴“雨土”的记录，当时，北京城在沙尘暴包围下，尘土犹如下雨般从天而降；此后，金朝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三月和四月份，又出现了两次沙尘暴“雨土”的记录。

在中国沙漠和沙尘暴的挺进步伐中，这种从西向东的扩张，此前是从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河西走廊-河套平原-河洛地区蔓延，但从金人开始，随着金人定都北京，华北平原关于沙尘暴的记录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史官和记录者对政治中心关注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帝国的首都北迁，对北京周边以及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破坏也日益加剧。

关注中国政治和经济中心迁移的趋势可以发现，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三千年来呈现出不断东迁的趋势，从长安-洛阳-开封，这种政治中心迁徙的背后，原因则是因为原本立都的关中平原，以及作为关中平原生态屏障的河西走廊、河套平原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所致，而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最早就是从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陕北黄土高原地区发端，并非没有根源。

另一方面，随着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趋于恶化，来自西北地区的匈奴、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势力也不断减弱，中华帝国的边防压力，也逐渐转移到了生态环境仍然相对较好的东北地区，由于从东北而来，这就使得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建立元朝的蒙古人选择了在当时相对东北方向的北京立都，并依赖京杭大运河，不断吸取来自江南地区的财赋维持帝国运转。

困扰于沙尘暴的金国，最终在1234年被蒙古和南宋南北夹击灭亡，此后，蒙古人又灭亡南宋入主中原，为了营建大都城（北京），蒙古人在北京周边不断砍伐森林，使得北京周边的森林植被急剧减少，当时，仅仅1280年为了修建北京圣寿万安寺，蒙古人便派出军队四千人在北京周边砍伐了58600根木料。

随着北京周边森林植被的大规模破坏，元朝时北京关于沙尘暴的记录也越来越频繁：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二月北京“雨土”，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三月“雨霾”，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三月“雨土霾”，至顺二年（1331）三月继续“雨土霾”，到了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四月，北京城更是出现了“天雨红沙，昼晦”的大沙尘暴。

历经金、元两代的破坏，到了明朝，随着朱棣时期从南京迁都北京，北京周边植被在休养生息几十年后，再次遭遇了大规模开发破坏，到了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年），大臣庞尚鹏就上奏说，北京周边的蓟州和昌平一带，由于森林的大规模砍伐导致“蹊径日通，险隘日夷”，由于森林消失，蒙古骑兵很容易长驱直入，因此庞尚鹏向隆庆皇帝建议，应该发动军民多多植树造林，以巩固边防。

由于明代森林的大规模砍伐，根据史书记载，从明朝有沙尘暴记录的1441年开始，到1644年明朝灭亡，204年间，史书中共出现了97次关于沙尘暴的记录，由于可见沙尘暴的愈演愈烈。

5

在新疆楼兰、陕西统万城在黄沙侵袭下逐渐荒废同时，沙尘暴的脚步，也从西向东，从北向南，开始了不断扩张的旅程。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4月5日，山西大同、怀安等地开始出现沙尘暴，以致“昼昏晦不见”，这场沙尘暴在当晚就刮到了河北晋县“夜黑风飞瓦”，然后又挺进安徽安庆等地造成当地“黄雾四塞”，两天后的4月7日，这场沙尘暴的尾货又抵达上海，开始了一场持续三天的风霆和降尘，造成上海“午刻大风扬沙,雨黑霆三日”。

如果说沙尘暴在唐宋以前更多是局限在西北地区，唐宋开始，沙尘暴开始不断向东波及洛阳、开封等地，而从明清开始，关于沙尘暴从北向南不断吹到长三角流域的记录也越来越多。

进入清代后，随着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普遍推行“摊丁入亩”，正式取消实行了两千多年之久的人头税，此后，大清帝国在政策利好，和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美洲农作物广泛传播等农业革命刺激下，开始出现了人口大爆炸，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当时中国人口突破了3.13亿人，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更是突破了4亿大关。

随着人口的大爆炸，为了应对不断膨胀的人口压力，以及加大拓荒、舒缓财政压力，清朝官方在初期湖广填四川的基础上，开始不断鼓励边民移民新疆、闯关东、走西口，这就使得东北部原本水草丰美的科尔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等地也逐渐退化成为沙地，在此情况下，中国的沙尘暴策源地，西起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至内蒙古与东北接壤的呼伦贝尔沙地，这长达数千公里的沙尘源区，也使得大清帝国开始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态压力。

就在大清帝国人口不断膨胀的同时，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3月23日，河南开封、尉氏等地出现了沙尘暴“大风夜作，黎明天赤如血，雨土竟日”，随后，这场沙尘暴又席卷河南汶上，以致当地“天色红如血，稍间变为黑云、漫天大风，昼晦，人对面不相见。”接着，这场沙尘暴又迅速南移途经安徽沛县、巢县、无为，到了3月24日，这场沙尘暴已经到达上海、浙江湖州、桐乡等地，造成这些地区“雨黄沙两日方止。”

在这种沙尘源区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北京的沙尘暴记录也越来越多，到了晚清时期，状元翁同龢就在日记本里，不断记录着北京的沙尘暴，例如：1862年5月18日“黄沙张天”；1863年5月6日“黄沙蔽天”；1864年4月4日“大风落沙”；1865年3月22日“黄尘漠漠”；1866年5月27日“飞沙走石”；1867年3月23日“大风尘霾……黄沙漠漠者竟日”。

北京城这种越来越频繁的沙尘暴记录，背后彰显的，正是明清人口大爆炸、边疆拓荒屯垦不断加大导致的生态大破坏，到了晚清时期，1891年3月22日，德国驻华使馆翻译生佛尔克就在书信中说：“最近一段时间……风沙很大。对于散步来说，街道上的尘土原本就已很厚了，现在尘土都盖满了墙壁。这种沙尘暴是从蒙古的沙漠里来的，大多要刮好几天。它们无孔不入，哪怕在密闭的屋子里，所有的家具仍然蒙上了厚厚一层土，甚至手绢上也是一层土。”

这种沙尘暴，也让长期居住北京的老外们感觉到郁闷绝望，1897年1月，德国驻华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对北京街道的物理反应，如同让我亲吻一个对我来说十分恶心的人。……天上刮着可怕的沙尘暴，屋外的严寒冻彻心骨。”

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沙尘暴有增无减，1917年3月，美国著名记者爱伦N·拉莫特前往觐见民国总统黎元洪，没想到路上遭遇沙尘暴，当抵达总统府时，拉莫特和她的同伴们“变成了一群宛如从沙堆里刚刚打过滚再站起来的人……所有这些对我们个人的外表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多年以后，拉莫特将自己于1916和1917年从中国写给亲友的书信结集出版，并特地取名为《北京的尘土》，在书中拉莫特郁闷地回忆北京的沙尘暴说：

“他们说一个人不会体会朽烂的意义，直到他看到北京。”

那时，古老的中国正酝酿巨变，而这些从明清至民国愈演愈烈的沙尘暴，其背后所暗藏的生态巨变，正是辛亥革命等一系列伟大革命背后的环境动力，而从晚清开始中国长期的剧烈动荡，背后都有着沙尘暴所代表的生态恶化等慢变量的长期影响。

因此，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才发现环境保护，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总是关注于帝王将相等表面的政治风云，却忽略了生态环境这个暗变量和慢变量对历史的冲击和催化。

所谓天人合一，并非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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