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4万字，阅读时间，50分钟。100年中的秘密党员：他们不怕死，只怕被人遗忘

醒着，做梦

楼主 醒着，做梦说：
真实战争故事，06/30，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1938年1月的一个晚上，风雨飘摇的中国，清华大学一个19岁的青年学子，接受了一项特别的任务：，深入虎穴长久潜伏，做一颗闲棋冷子。
闲棋冷子是周恩来在情报史上下的一盘大棋。
这枚撒出去棋子所走的位置看起来毫无用处，但它在关键的时刻，可以发挥很大的威力。
对于情报工作，这枚棋子才有一年党龄，和初入职场的我们一样，还是个小白。
如何才能保证这个小白长期深入虎穴后，不与虎谋皮呢？，大家只看到周恩来作为优秀政治家的一面，其实在世界情报史上，他都称得上真正的情报大师。
他朴素的共产主义信仰，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独特的个人魅力，影响着棋子的一生。
这枚棋子叫熊向晖，中国情报史上最传奇的一个。
熊向晖出生在山东一官宦家庭，父亲曾任湖北高等法院院长，他考入清华大学后，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成了小组负责人之一。
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长沙各界组织青年服务团到胡宗南部，支持抗战。
胡宗南被称作“西北王”，是蒋介石的得力爱将，周恩来决定趁机安排一个中共党员潜伏在其身边，这个任务交给清华大学的中共党组织来办。
针对胡宗南的喜好，周恩来对这位潜伏者已经做了清楚画像：出身名门望族或者官宦世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知识面广、记忆力强，公开的政治面貌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主义进步青年的气质……，根据这个标准，19岁的清华学子熊向晖成了不二人选。
熊向晖长相帅气，照片拍得像电影明星的剧照，此时，两条路摆在熊向晖的面前，一条路，好好学习，毕业后过上衣食无忧、稳定高升的富二代生活；一条路，背着家人深入虎穴、随时可能牺牲的危险之旅。
是你，会怎样选择？，叛逆青年熊向晖选择了后者。
一切都如周恩来所料，胡宗南一见熊向晖就产生了好感。
他拿着服务团的花名册，亲自面试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想从中挑选个别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根据面试表现，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是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是三个，只有熊向晖的名字后面，画了四个圈。
胡宗南非常兴奋，深信自己发掘了一名党国栋梁。很快把熊向晖送到中央军官学校学习，一年学习期满，调到自己身边，成为左右手。
熊向晖跟随胡宗南赴任陕西之前，先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汇报，他没能见到直接的组织联系人周恩来，却见到了董必武。
董必武是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13个创始人，从头走到尾的只有两个了：毛泽东、董必武。
图中为中共创始人，董必武和熊向晖做了一次长谈。详细告诉他周恩来闲棋冷子这步棋的重要意义。
熊向晖当时还只是渴望上前线杀敌的热血青年，革命却需要他去做一枚可能会一直没有大用的闲棋冷子。不难想象，在那样的大时代，这样的反差会让人多么难以承受。
董必武代表周恩来的这一席谈话，让熊向晖牢记了一辈子。使熊向晖一下看到潜伏的意义所在，自愿放弃对轰轰烈烈建功立业的渴望，转而甘当默默无闻的闲棋冷子。
这就是当年中共隐蔽战线领导人的领导艺术，他们既能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局，又能细致入微地春风化雨。
当时熊向晖党龄刚刚一年，还是个稚嫩的青年学子，党组织也没有条件对他进行任何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培训。
他的潜伏，只能靠自己的随机应变。
熊向晖上任的第一天，就赶上战干四团河防大堆结业，学员都是县长以上的官员，胡宗南要去讲话。
胡宗南7点起床，7点半吃饭，8点典礼开始。胡宗南一边吃饭，一边看之前秘书写的讲话稿，觉得写得不好，让熊向晖再写一个。
此时离典礼开始不到30分钟，熊向晖用15分钟重新写好了讲话稿，胡宗南一看，对讲稿很满意。
凭借自己的工作实力，胡宗南对熊向晖的态度，也由对年轻人的欣赏，变成完全的信任。不仅自己下达的命令由熊向晖起草，就是蒋介石给他的密令也由其签收。
在黄埔时的熊向晖一身军装，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没想到胡宗南刚布置完进攻时间，就收到朱德的明电，说他此举是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
胡宗南知道计划泄露了，但怎么也没想到竟是自己的贴身秘书熊向晖所为。
为了掩盖“闪击延安”的意图，胡宗南想给周恩来安排一场鸿门宴。
当时周恩来正好从重庆回延安，要途径西安。胡宗南安排黄埔出身的将官及其夫人出席，要求把周恩来灌醉。
酒会当天，机要秘书熊向晖代表胡宗南，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
俩人一见面，周恩来问秘书贵姓，熊向晖通报姓名后，周恩来紧握一下他的的手，领熊向晖向门口走去。
上车前，熊向晖轻声用英语说：请小心，提防被灌醉。
整场酒会，周恩来运筹帷幄、既有原则又不失礼貌，将一排排的敬酒者，巧妙挡在酒杯之外，让在场的熊向晖佩服无比。
熊向晖有一次回忆说到这次宴会，他说，“如果抛开政治见解，在场所有人已经被周总理所折服。”，做情报工作时，周恩来为了掩藏身份，经常给自己贴上大胡子，酒会之后，还是熊向晖送周恩来回去。途中，周恩来说，刚才给胡副长官说，要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一下请熊秘书等一会儿。
这是说给司机听的。周恩来用左手握一下熊向晖的右手，意思是有话要谈。
周恩来领着熊向晖到七贤庄里院东侧一屋，关上门，再次紧握他的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熊向晖潜伏这么多年，终于见到自己的组织联络人，一下禁不住流泪。
周恩来柔声说:"要忍住。"，熊向晖明白这一双关语，收住了眼泪。
周恩来看着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
这短暂的一刻钟，周恩来不仅详细问了胡宗南接下来的战略部署，也关切熊向晖是否安全，临别时，周恩来说，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作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成功窃取了“闪电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重要情报，为保卫延安立下汗马功劳。
胡宗南率领的军队一直围着毛主席身边打转，却摸不到毛主席的半片衣角。
在毛主席口中，熊向晖“一人可顶几个师”，闲棋不闲，冷子不冷。
漫长的12年潜伏生涯，熊向晖与胡宗南朝夕相处，和国民党的许多将领、要员关系都不错。
他结婚时，证婚人就是蒋经国。
熊向晖的妻子，谌筱华，同样从事地下工作，而他与董必武、周恩来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接触的时间，加起来也不会超过10小时。
为什么这短短不到10小时的影响，远远胜过那些国民党将领在十多年中对他的影响。
熊向晖的家人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周总理对你有知遇之恩，可胡宗南对你也不薄，你为什么就能这么忠贞不二，难道没想到一直追随胡宗南，平步青云吗？”，熊向晖说，除了周恩来的个人魅力，自己在对比中，更建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孙子兵法》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周恩来布下的闲棋冷子，不仅只有熊向晖一人。国民党高层身边，几乎都被周恩来安插了个遍。
有人分析说，国共两党的间谍战，国民党靠名利使间，共产党靠信仰使间。实际的规律是，越有真才实学的人越不肯盲从，越难靠名利驱使。
今天说起熊向晖，是因为刚刚完结的热播谍战片《叛逆者》。
作为一部为党百年献礼的年代剧，一路“爆火”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想主人公一定有一些特质，是跨越时代的。
《叛逆者》中的男主角林楠笙的原型，就是熊向晖。
何为叛逆者？，当所有人都处在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性中，这不可能会有简单直接的答案。
但我想，对于熊向晖来说，叛逆，其实也是一种选择。
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你究竟相信谁，你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的理想是什么？，这些都需要在一次次和现实的对撞中逐渐确认。
在诸多红色特工中，熊向晖的结局无疑是最完美的一个。
他不仅顺利完成潜伏工作，安全归队后又以周恩来的助理身份，活跃在外交舞台。
而大多和他做出同样选择的青年才俊，却在这条隐秘战线上彻底隐秘了。
比如插入蒋介石心脏的终极潜伏者吴石将军。
这位一直不为人知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是因为谍战剧《潜伏》热播而被网友热议。
《潜伏》男主余则成的原型就取材于他的故事，看透的国军的贪腐后投身于中共。
和熊向晖秘书天赋不同，吴石是个难得的军事奇才。
学生时期，他就曾轰动中日两国军界。当年他留学日本军校时，全部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
抗日战争时期，吴石已成为国民党军队高层领导，深受蒋介石欣赏。
吴石和他的家人，抗战胜利后，吴石随军队接收上海，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同僚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对共产党渐生好感，秘密加入中共。
吴石掌握的都是军中绝密情报，为了保证情报万无一失，他不顾生死亲自送，经常坐夜车，从南京到上海往返七八个小时。
1949年8月14日，吴石突然接到蒋介石的急电，任命他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马上赴台湾任职。
赴台前，中共华东局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
为了配合解放台湾，这一年里，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乔装成难民、小贩、商人秘密赴台。
秘密赴台的女共产党员朱枫，任务就是和吴石秘密会晤，将掌握的绝密资料送回大陆。
年轻时的朱枫端庄娴静，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共产党台湾地下党组织最高领导人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了。
他不仅供出了朱枫，更供出了千余名地下工作者的名单资料。
当时，身居高位的吴石还没有彻底暴露，可朱枫还没有离台。
万分紧急之下，吴石动用自己的权力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安排她搭乘军机飞赴舟山。
他想尽最后努力，保全朱枫。
但朱枫在舟山被捕，吞金自杀未果，特务从她手里搜出的《特别通行证》，成为吴石“通共”的直接证据。
1950年6月10日，吴石将军，与他的副官聂曦、陈宝仓将军、朱枫仨人，在受尽酷刑后，被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朱枫临行前就穿着这件碎花上衣，国民党保密局清理吴石个人家产时，仅查出一根金条，称重四两。
连负责搜查的特务也不无动容，把“吴次长”仅有的这一点财产，留给了他年幼的子女。
和吴石一起牺牲的，还有1100名共产党人。
刘光典就是其中一个。
他和熊向晖、吴石都不同，他加入共产党时，已经不是懵懂少年，是个成功的药材商人，家境殷实富足，不缺吃穿。
刘光典选择成为一个地下情报工作者，显然不是为钱和利，加入组织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黄金10两、美元1000元创建公司当情报据点，支持革命工作。
刘光典的结婚礼服十分考究，他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药材商身份，购买像盘尼西林之类的紧缺药物，作为战略物资运回东北解放区，帮助这些穷苦出身的解放军战士。
刘光典甚至与战友约定，等解放战争胜利的那一天，要将家里的黄金当作特殊的党费，全部上交国家。
就是这样忠贞的共产党人，组织倾覆后，藏在台湾深山土窖四年，已经形同野人。
被捕后，由蒋介石亲判死刑。
而他在大陆的家人，也因台湾特务机构的“离间计”，蒙受数十年的不白之冤。
点击上方图片就可以阅读刘光典完整的故事，情报工作者是最需要信仰的一份工作，永远不能以真实面目示人，即使死亡，也不能有墓碑，通知家人时只能说是病故。
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遇到艰难险阻时是冲不过去的。
和刘光典一样，接受秘密入台潜伏的还有特工戴龙，他是一名优秀的海军，任务是去策反留台的一些海军同僚。
接到任务时很匆忙，匆匆跑回家，来不及喝口水，主要是想抱抱4岁的儿子。
他是隐蔽战线上的潜行者，为信仰，戴龙可以舍生忘死，为任务可以不惜一切。
戴龙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双腿被打断吊着卡车上游街示众，他都没有变节。
但他终究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个丈夫，一个奶爸。
儿子戴筱萍还清楚记得，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时，父亲抱起他亲了又亲，久久不舍得放手。良久，才红着眼眶说，爸爸要走了。
见父亲要走，他紧紧搂住父亲的脖子，扭动着身子叫唤着，爸爸勿要走，爸爸勿要走！，戴龙还是走了，是哭着走的。
65年后，戴筱萍才找到父亲，可惜只是几块沾着泥土的遗骨。
点击上方图片就可以阅读戴龙完整的故事，也许他们并不怕死，他们怕的是，爱他们的人不知道他们为何而死。
更多的红色特工，并没有什么大的丰功伟绩。
他们身处最基层，从事着琐碎日常的工作，平安时，就过着最普通的日子；落难了，只有家人拼了命去救。
就像我们写过的邹鼎山老人。抗战时期，他只是浙江常山电话局一个普通接线员，加入中共地下党时，并没有所谓的坚定信仰。
无非是年轻气盛，看不惯当权者的仗势欺人。像年轻人追星一样，觉得共产党不错，那就参加试试。
执行过最大的地下秘密任务，是铲除县警察局一个文书。
邹鼎山身份暴露后，被捕入狱，烧红的钢筋穿过肩膀，鼻子里灌辣椒水，他也，咬，紧牙关没有说。
他始终记得自己的誓言：永不叛党。
虽然他从集中营活了下来，但因为这段不明不白的秘密身份，他最爱的妻子却因此上吊自杀了。
点击上方图片就可以阅读邹鼎山完整的故事，邹老生前特去签署了遗体捐赠，希望自己最后的身躯还能供医学解剖，尽一个共产党人最后的义务。
这个百岁老人最大的心愿是活到2021年7月1日，为党庆生。
遗憾他没能坚持到这一天，今年的1月3日，邹老去世，享年103岁。
还原历史，也是观照现实。
我们坚持记录下这些红色特工的故事，只想让大家知晓，历史不是几条干巴巴的纲线，而是一个个具体人生的血和肉。
我们坚持记录下这些红色特工的故事，看到英雄主义的悲壮宿命，也看到信仰催生的强大力量。
一百年只是开始，我们的记录正在路上。
编辑：赵土司 罗伯特刘，资料来源：，本文部分摘编自熊向晖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余则成已牺牲》- 北洋之家，《叛逆者原著作者畀愚：林楠笙是一叶孤舟》- 澎湃新闻，《十小时何以胜十年——熊向晖谈中共老一代领导人的人格魅力》- 熊蕾，点击关注公众号，真实战争故事。观看更多真实战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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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领熊向晖到七贤庄里院东侧一屋，关上门，再次紧握他的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熊禁不住流泪。他柔声说：“要忍住。”熊向晖明白这一双关语。周看着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
熊向晖
周问：服务团那个女团长还找不找麻烦？你在安全方面有没有漏洞？
熊说：前几年，李芳兰找我重提旧事，我顶住。胡的特务头子曾给我看一匿名信，信里说我是“匪谍”，我当场拍了桌子，质问他是何用意，指责他对我玩特务手段，我要向胡辞职，他劝阻，说他是好意，是想使我知道有人诬陷我，希我提防。对这类情况我都以攻为守。胡多疑，取得他的信任不容易。我牢记你和董老的指示，特别注意谨慎，事无巨细都当心。胡常出人不意，轻车简从，微服出巡(他认为，行踪保密，微服简从最安全；事先张扬，前呼后拥最暴露，反易招敌暗算)。一次，他去西峡口会汤恩伯，只带两人，中途宿村塾，无意中发现我独自通宵警戒，给他难忘印象。经多年观察考验，他对我深信不疑。我至今有惊无险。如遇险，我能自持。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周恩来又紧握熊向晖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几位同志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熊向晖坐的汽车，另给他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熊才意识到，他接周恩来时，周问他姓名后，叫他稍等，转身返回内院，就是让人先办好这件事，为他在七贤庄逗留提供借口。熊还意识到，把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交给他，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如果有人问他：你在七贤庄等的那一会儿，八路同你谈些什么？他可以说，他们忙着找、包、捆，让我看杂志。
最后一次听到胡宗南哈哈大笑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陕北，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延安，胡宗南部占领了延安。
王超凡负责接待报道占领延安的中外记者的工作。他报告胡宗南说，为显示众多解放军被击毙，已造了一些假坟，立了一些真碑。但被俘解放军人数少，包括伤兵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思想顽固。为此已商城防部队整27师选调几百名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解放军俘虏，经几天训练，可应付记者提问。他说，不安排记者接触老百姓，因为留下来的大都是妇孺老弱，态度敌对，居处分散，一不小心就碰上地雷，有时会碰上打冷枪。幸好有几个共干投诚，官最大、最积极的是边区保安处科长韩庆恩，让这几个共干向记者现身说法，效果会好。
胡宗南说，不要忘了国民革命和北伐经验，一定要唤起民众，化敌对为亲善，不只是为了接待记者，丢掉民众就打不了胜仗，连向导也找不到。要千方百计争取几个“劳动英雄”、“参议员”、“妇女代表”合作。由他们作榜样，一般民众会跟着来。
1947年3月25日晨，胡要熊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最后，车子一直开到延安北郊十里铺看了鲁迅艺术学院。他看得很细。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这是熊向晖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31旅在青化砭被解放军全歼，旅长李纪云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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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熊向晖，一人可顶几个师”
．人民网[引用日期2015-12-11]
2.
  
熊向晖之女熊蕾讲述父亲的“另类”(组图)
．搜狐[引用日期2015-12-11]
3.
  
2001年朱镕基为何事专程探望清华学长熊向晖？
．凤凰网[引用日期2015-12-11]
4.
  
简历
5.
  
抗战历史丰碑上的清华人
．清华大学新闻网[引用日期2015-12-16]
6.
  
熊向晖
．中国黄埔军校网[引用日期2015-12-11]
7.
  
熊蕾(口述) , 李菁．敌营12年——父亲熊向晖的情报生涯：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50期
8.
  
熊向晖：智勇双全，一人能顶几个师
．凤凰网[引用日期2015-12-11]
9.
  
熊向晖的传奇一生：“一人可顶几个师”



来源:
解说

大海

6楼 大海说：
这个帖子非常的精彩，值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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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

5楼 五星红旗说：
我刚数的，四个楼层一共4434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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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着，做梦

地板 醒着，做梦说：
真实战争故事，2020-11-11，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今天“双十一”，我怀疑我被监视了。，我打开购物网站，发现给我推送的竟是小学生作文。，我一下愣住了，孩子的东西我不可能搜索或浏览过。这才想起昨天和闺蜜打电话时，聊到了她在辅导孩子作文。，之前看网上说，购物软件通过手机监听用户，我还不信。我赶紧上网去搜，果然很多人有类似经历。有人下午说想做肠粉，晚上手机里就出现了家用蒸肠粉的炉子。，有网友说这是大数据分析的结果，但更多网友表示，只要关掉麦克风权限，这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没有一个购物平台承认会监听用户隐私，因为这是见不得光的事。，但曾经还真有这种职业，专门监听用户对话，他们是电话局的接线员。，邹鼎山年轻时不仅负责监听用户电话，还从中找到有用信息，秘密提供给他的上级领导。，可没多久他就被举报了。，2013年1月的一天，天气阴冷又潮湿，我早早地睡下了。一抬头，突然看见月姣走到跟前，流着眼泪对我说：，“当年我们同去龙山寺还愿，我求菩萨保佑我俩百年偕老，子孙满堂。现在你安享子孙之福，我却在阴曹地府孤苦度日。我已请得阎王同意，批准你来陪我。”，我说：“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让我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再来陪伴你，好吗？”，月姣说：“不好，我想让你立即来。”，我还没说完，只见月姣声泪俱下，我一下从梦中惊醒过来。，这一年我95岁了，与月姣离别61年，第一次在梦里相见。，你如果在1940年来到浙江的常山县，走进县城的电话局拨打长途电话，会见到个满脸微笑的年轻小伙。，这个小伙就是我，当时刚刚22岁。，在电话局工作时期的我，那时候民用长途电话很难接通，有时为了接一个电话，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在等电话的过程中，你还可能认识另外一个人：郑老板。，郑老板是电话局的常客。他在县城最热闹的大东门，开有一家叫“开泰油米号”的商号，家产丰厚，在当地很有声望。，当时，物价波动很大，能不能及时了解油米批发价的信息，直接关系到生意的赢亏。而掌握商业信息最快捷的手段就是通过电话。，想把生意做大的郑老板，也只能和你一样，耐住性子等。郑老板等的时间长了，我们也就熟络起来。，有一次，为了接一个重要电话，郑老板又在电话局等了好几个小时，百无聊赖的他和我聊起了话本《三国演义》。，说到张飞多么勇敢时，郑老板来了精神，一声高喊：“长坂桥，一声喝，喝断了桥梁，水倒流。”，我也一时兴起，手舞足蹈地接道：“乔国老说尽刘备优势之后，转身奏太后将计就计结鸾俦。”，郑老板眼睛一亮，以为我是想娶媳妇了，“结鸾俦”是男女订婚的别称。，郑老板有个宝贝女儿叫郑月姣，正值婚配之年，一家人正在为这个掌上明珠物色对象。，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很快就有人在帮我张罗这门亲事了。，我表姐的儿子在郑老板店里做伙计。有次去表姐家吃饭，侄子看了我一眼，说：，“表叔，我们郑老板最近老是在我面前夸奖你，说你有文化知礼数，将来肯定有出息，哪家女子跟了你，以后准能过上好日子。”，表姐一拍大腿，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说：“对呀，郑老板女儿月姣，是城里出了名的贤惠女子。你要是能把她娶回来做老婆，祖宗坟头冒青烟了。”，表姐很兴奋，接着说：“选个日子，我带你去郑老板家认认门，再让你爸妈托个媒人，把这门亲事早些定下来。”，常山县就那么大，郑月姣这样的女子，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但是，一想到要结婚生子，我的内心是犹豫的。，因为我的真实身份是一名中共地下党。，我受组织安排潜伏在电话局，收集重要情报。，电话局每个月发到手的薪水，除去自己的日常开支以外，还承担着地下革命活动的费用，负担重的时候，连饭都吃不饱，自顾不暇，哪里有能力撑起一个家？，再说，做地下工作，把脑袋悬在裤腰带上，朝不保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小命丢掉，娶妻生子，不是坑害最亲的人吗？，当时除了组织上安排联络人，谁也不知道我秘密入了党。外人看来，我只是个知识进步青年，还没有啥坚定的政治信仰。，我老家在常山县的小白石村。父亲读过两年私塾，字写得好看，能记帐，在村里算得上是富裕户。，父亲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我一路努力才考进浙江省电话局。我毕业后分到江山县的华埠镇电话局实习，负责交换总机接线工作之外，还兼任营业员。，当我正为不再向父母伸手要钱而暗暗自喜时，差点犯了大事，丢掉了饭碗。，当时电讯设备十分落后，打长途电话要经过几个总机接转不说，还常被军用电话占线，普通百姓想要打通一个电话难于上青天。，40年代电话局的工作场景（资料图），当地最大的油行汪老板要与杭州油行商谈一笔大买卖。汪老板为了打这个电话，已经等了好几天了，急得满嘴起泡。，这天，汪老板已经和杭州客户约好了通话时间。偏偏这时候，国民党保安队的马副营长趁着酒兴，正用电话与情妇调情，完全没有收线的意思。，杭州的长途电话打来了，沿途各总机纷纷催促，警告再不通话就要拆线。长途电话如果被中断，再要接通就十分困难，弄不好还要由值班员赔付通话费。，情急之下，我扼断了马副营长的通话。谈兴正浓的马副营长勃然大怒，把话筒一扔冲进总机室，一把揪住我的衣领，要抓我去他的营部。，我背对他坐着，正忙着交换接线作业，情急生智，将左手拿着的交换塞子用力抵住他的手背，右手猛摇总机摇把。，刹那间产生的电流把马副营长击得惨叫一声朝后倒去，撞在了赶来劝解的汪老板身上。汪老板也被撞得眼镜掉在地上，鼻孔出血。，这个马副营长绰号叫做 “抹桌布”，是当地的活阎王。顽童哭闹不止，母亲只要喊声“抹桌布”来了，顽童立刻不敢再哭闹。，虽然马副营长被好言劝走，但大家仍为我闯下的大祸深深捏着一把冷汗。，马副营长是普通人得罪不起的，他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随便把我抓起来，诬我破坏军讯，再强加上一个“通共匪”的罪名，就可以置我于死地。，但我当时年轻气盛，一身正气，心里对马副营长这些仗势欺人的国民党地方官僚很是看不起。，很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的农历年将近，可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一连下了几场冻雨后，华埠镇显得格外清冷凄寒。，就在这时，我意外偷听到了一个信息。，电话局经常接待国民党的要员，从他们口中得知，国共两党终于要联合抗日了。，散落在南方各省边远山区的红军游击队，已经下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不日将经华埠北上参战抗日。，国民党要求电话局严密观察防范，限制中共对地方百姓的影响。，这个消息让我很兴奋。但一听说共产党的部队要来，当地的地主富商们都忙着藏匿财物细软，局势反而更加紧张。，果然没几天，由陈毅率领的第一红军支队先期到达，2000多人在华埠集中整训了半个多月。，国民党的兵我见多了，共产党的部队是第一次见，发现他们彼此间互称同志，没有上下级之分，看起来很是亲密。，我亲眼目睹一名司务长因为虚报菜价，贪污了集体十七元伙食费，竟被投票公开处决。，一天，正轮到我休息，有人在街道上喊，快去听陈毅演说，我也赶紧跑上了街道。，只见陈毅身穿灰布旧军装，腰系旧皮带，斜挎一支装在皮套里的手枪，好不威风。陈毅目光炯炯，声音洪亮，演讲极富感染力，很是威风。，当时就有很多年轻人踊跃参军，跟着队伍一起上前线抗日。，演讲结束，陈毅在几名官兵的簇拥下准备回部队。十几步开外的我快步跑上去，对陈毅说：“陈司令，我要参军！”，陈毅上下打量着我。一名警卫员附到他耳边，说：“他是电话局的接线员。”，陈毅仰起头，呵呵地笑了。然后对我说：“你把工作做好了，一样是在打日本鬼子嘛。”，陈毅走后，新四军其他支队也途经华埠北上，我因为在电话局工作的缘故，和共产党各支队负责人都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新四军过华埠时的老照片（资料图），就像现在年轻人喜欢追星一样，我也有了崇拜的偶像，喜欢上了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一心想加入他们。，经人介绍，1938年秋天，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上要求我以电话局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很快我就接到第一个任务，为新四军前线筹款筹衣。我的上级组织联络人林一心书记，握着我的手说：“这事由你全面负责。”，这可是党交给我的任务呀，光荣而又艰巨，我必须要完成，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作为任务负责人，我当然先把工资捐了，又发动几个党员骨干。在大家的努力下，没用多长时间，买棉买布，很快四十多件棉背心就赶工完成了。，虽然不能上前线杀敌报国，但能够在后方为支援前线做贡献，也让我认识到革命工作的价值。，为了方便和上级部门联系，林一心安排我和金华电话局话务员小杜秘密对接，他一再叮嘱：“你们必须单线联系，除了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是纪律。”，在那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特殊时代，我以为不该问的不多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就能没事。，谁曾想，中共地下党江山县委书记张西林投敌叛党，投靠了国民党。，曾经和张西林有过接触交往的地下党员必须立即撤离。在路口分别的时候，林一心紧紧握着我手，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保重。”，就这样，我奉命撤离江山电话局，从此和只听其声不见其面的战友小杜中断了联系。，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危机时刻。我曾要求上级采取行动，清除张西林消除后患，同时杀鸡儆猴。上级表示目前缺枪少人，贸然行动担心组织遭受更大损失，先静观其变，等待时机。，没想到，这却留下致命后患。，我在老家小白石村隐蔽了一段时间，感觉已经安全了，党组织才将我安插到常山县电话局去工作。，我有了新的上级组织领导，他叫余宗恺，比我大了3岁。我也是调到常山县后，才认识了郑老板的。，郑老板要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肯定躲我都躲不急，又怎么会想把宝贝女儿许配给我？，可是这个秘密我对谁也不能说呀。，记得在表姐家吃完饭的第二天，她专门到电话局等我，我一下班，就被表姐拖着，走进了郑老板的家门。，郑家老板娘很热情地出来迎接我们，郑月姣则站在房门口。我在进门的那一刻，与她对视了一眼，从她的表情里我判断出，她对我是有好感的。，后来月姣告诉我，她之所以没有把我“扫地出门”，是因为她表妹多次在她面前夸奖我。这个表妹我认识，在地下党组织的“爱国救亡”运动中，与我有过接触。，我先把这个情况向组织做了汇报。组织认为郑老板也算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与他们家结亲，对我开展地下工作也是一个更好的掩护。，于是，在众人的撮合、组织的允许下，我们俩的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这门亲事传到老家，我的父亲格外高兴。在他看来，我能娶到县城大老板的女儿，全家以后也有了靠山。，那是我和月姣少有的甜蜜恋爱时光。常山县城不大，就一横一纵两条街道，路面铺的是青石板，街道两边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店铺。我们结伴走过，四周都是羡慕的目光。，我的内心也十分甜蜜，一下忘了刀尖舔血的工作，开始筹划来年的婚礼。，有一天，我对月姣说：“回家你跟你父亲说，明年秋收后选个日子，我要把你娶回家。”，我把要娶月姣的事情跟家里说了，父亲很是高兴，第二天就去集市买来一头小猪崽。打算养到膘肥体壮时，用来置办结婚喜宴。，命运却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我从没对月姣说过自己的身份，这是组织纪律。月姣是个单纯的女孩，似乎也从没有觉察到什么。，我和月姣恋爱后，我的地下工作开展得更顺利了，没有人会怀疑郑大老板的准女婿，会是个地下党。，约会之余，我们的地下工作也在秘密进行中。，除了通过电话局搜集情报、传递消息。我和余宗恺还成功密谋铲除了常山县警察局一个文书，这个人对开展地下工作危害很大。，地下任务的顺利完成，也让我放松了警惕，以为只要小心，自己没有危险，也就不会牵连家人。，但没想到，危险来得那么突然。，1941年1月，余宗恺匆匆找到我，说叛徒张西林事件发酵了，我已经暴露。他给我一封介绍信，让我尽快撤退。，“回家收拾一下，立即转移，越快越好，走的时候，必须乔装打扮。”余宗恺着急地说。，那一天天气异常冷，余宗恺撤退时走得匆忙，穿得非常单薄。我看到他嘴唇被冻得发紫，便脱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他身上，握手与他告别。，我不知道，这一别，是不是像之前的林一心、小杜一样，再也见不到了。，顾不得多想，我紧急筹措撤退所需的路费，同时找到一位朋友，委托他为我准备一件棉大衣。，就在这时，省电话局突然通知我，要将我调回江山局，即刻赴任。，这很可能是为了秘密逮捕我而设计的圈套。情况变得更加紧急，我假装赴江山报到，穿上新棉衣，连夜离开常山电话局。，走的时候，我经过月姣在大东门的家。她的窗口还亮着昏黄的灯光。我咬咬牙走了过去，没有跟月姣告别。，我不想让月姣为我担心，更不想因为我的原因，让她和家人受到牵连。，想到家人，我突然倒抽了一口凉气。，家中还有一些涉及地下党机密的书函文件需要清理、转移、焚毁。，我连夜秘密潜回到小白石家中。第二天天才蒙蒙亮，我刚跨出大门，早就蹲守在这里的两名便衣宪兵将我逮捕了。，看到他们荷枪实弹，用麻绳将我像粽子一样捆绑起来，押解离开家时，我父亲、继母及兄弟姐妹吓得呆若木鸡，脸色苍白。，直到此时，家人才知道我是个中共地下党。，宪兵把我带到常山警察局关了两天。期间，帮我做棉衣的朋友又冒险到看守所，将一条棉被和40多元钱交到我手里，谎称钱是我的工资，而棉被是我原先托他代保管的。，在看守的监视下，我甚至连一声谢谢都不能对他说。，1941年1月26日，我要被押解去上饶集中营。这里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特务机关设立的秘密监狱，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其他抗日爱国进步人士。，这天，刚好是农历除夕。负责押解我的几名宪兵因错过大餐而生了一肚子气，他们把我紧紧地捆绑起来，押上了火车，一路上对我不是拳打就是脚踢。，到达上饶站时已经是深夜，下着漫天大雪，我被押下火车，和从别的车厢里押下的一群难友一起，走过一段又长又黑、满是泥泞的路，被关进宪兵八团禁闭室。，大家全身都被雪水湿透了，钻骨的寒冷。，禁闭室黯淡的灯光下，我看见难友共七人，都是知识分子模样。一天后，他们被带走，整个禁闭室只剩下我一人。，后来，那些人又把我押去审询室上刑，用烧红的钢筋穿过我的肩，我闻到皮肉的焦味，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挑担。，他们往我的鼻子里灌辣椒水，从此以后失去了味觉，香的臭的东西我根本分辨不了，像老虎凳、骑木马等酷刑都给我上过，但我咬紧牙关什么也没有说。，上饶集中营留下的刑具，在上饶集中营二十多天后，我被转押进茅家岭监狱，这里是集中营的“狱中狱”。，当时我身体被摧残得十分虚弱，连起身上厕所和吃饭都十分困难，幸好有同志们的照顾。，我尿急了，一位同志取来了一只旧的搪瓷脸盆，让我把尿撒在里面。到了中午，他又用这个搪瓷脸盆给我打来饭菜，说：“快，趁热吃吧。”，有过短暂的犹豫后，我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监舍里除了它之外，没有别的容器。活着才有希望。，监狱里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当时正值南方一年当中最冷的时节，很多同志可能是深夜被捕的，上身赤膊，下身仅穿一条单裤， 冷得只能相互拥抱取暖。，牢中虱子成堆，恶疾横行，刚到没几天，江山先我关进来的六位同志中就有四人患病死去。，好在我有棉衣、棉被伴身。这条棉被不仅仅挽救了我的生命，也帮助过其他难友。，这些深夜被捕的同志，衣衫单薄，都没带棉被，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合盖这条棉被取暖。，我的棉大衣也让给了不同的难友。后来难友策划茅家岭暴动前，用我的这件棉大衣从伙夫那里换来六斤黄豆，为战友们补充营养，增加体力。，棉大衣给了难友们坚持下去的希望，而月姣给我的是新的生命。，在上饶集中营，狱方允许用规定的信箱给亲属写信。我知道家人着急，先给父亲写了封短信，大意是：“不孝子在此受训，不用花钱营救，留作养老要紧。”，我又用四六文言体给岳父写了一封长信，说是：“承蒙见爱允侍膝下，原期与令爱百年偕老，现我在此受训，回乡团聚无期，自愿解除婚约，免误令爱青春。”，岳父怪自己有眼无珠，当初怎么会选我这个地下党当女婿的。岳父同意解除月姣与我的婚约，但月姣坚决不同意。，月姣终于知道了我的身份，但坚决不退婚。她去药店买来一包砒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口气吞了下去。，吞下砒霜的月姣被母亲及时发现，连忙送到医院里抢救，拣回了一条命。，她身体才稍微恢复一点，就请表妹陪她一起去十几公里外的龙山寺，为我祈祷平安。，月姣是岳父岳母的掌上明珠，她又以死相逼，要父亲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我从监狱里“捞”出来。，我岳父做生意多年，有钱，也有人脉关系，辗转请得当时长官部卫生处长、曾任蒋介石侍从医生杨济民医生营救。，1942年5月，我拿着岳父弄来的假释批条，被放回家。而我之前的组织联络人余宗恺，却被叛徒枪杀了。，重获新生，我先去拜访了岳父，他黑着一张脸不肯跟我说一句话。，月姣看到我，只是轻轻地哭泣。我知道，她内心爱我之深。，第二天，月姣掏钱，去买了两对大蜡烛还有好多的香，陪我一起去龙山寺还愿。，对着菩萨，月姣合掌喃喃细语。我猜她一定是在祈我一世平安，与她百年相守。想到我给她带来的伤害，我眼眶也潮湿了。，我回小白石老家的时候，岳父冷冷地对我说：“这回营救你，我可花了不少钱，你父亲也要分担1000元的活动经费。”，这笔钱，差点要了父亲的命。，我一回到家，就在父亲面前下跪认罪。，我平安归来，父亲自然十分高兴，但当我提出岳父要求家里分担1000元活动费经时，他立刻气得倒在床铺上。，过了一会儿，忽然听见继母大叫：“快点，你爸跑去大坝投水了。”，我赶到大坝边把父亲强拖回家，他边走边诉苦：“人家供儿子读书，是光宗耀祖，骑马坐轿回家的。我典田供你读书，反给家里惹出这么多麻烦。”，父亲的这番话如刀子一般扎在我心上，让我久久无法平静。，从被捕到保释回家，历时一年四个月，家里养的猪已经长到400多斤，准备给我结婚请客用。足见父亲内心是关心我的。，家里卖了猪、粮食、柴禾等，才凑足了1000元钱，还给我岳父。，很快，国民党书记又把我叫去审问，说必须要彻底和共产党划清界限。现在别人都坦白了，还顽固不交代，不但害了自己，还会连累家人和担保人。，经过慎重考虑，我如果不作出一点让步，再次被押回上饶集中营，家人会有更大麻烦，倒不如写一份假的坦白书，先把他们糊弄过去再说。，在假坦白书里，我将化名的、已撤退的、已被捕的和投敌叛变的二十多人写了上去，叛徒张西林也名列其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价值。，我“过关”了。，但正是这份假的坦白书，以后让我蒙冤多年，也再次害了月姣。，我在监狱受了重刑，什么也做不了，回老家修养，也开始筹备与月姣的婚事。，可就在这时，传闻日军逼近常山县。一时间人心惶惶，家家杀猪贱卖，收拾细软准备逃难。，1942年6月9日，日本鬼子攻入常山。躲在山坡上的我看见日军在公路边休整，不时有日机在低空盘旋飞过。，日军宣传员在写标语：抗战者尽杀（资料图），下山回家的途中，我看到很多人在水塘边捡鱼，我捡到一条大青鱼。我大姐夫也下到水塘里拣鱼，但一无所获。，没过几日大姐夫染上怪病去世了。后来我才知道，水塘被日军放了毒。村里不少村民染上瘟疫而死。我家六个亲人相继抱恨离开了人间。，活着的人也没有饭吃，只能等着被饿死。我准备策动村民去，白石粮库挑粮自救。，开始大家都不敢，说：“聚众盗抢公粮，被抓住要掉脑袋的。”，我说：“留着粮与其便宜了日本人，还不如我们自己吃了活命。”，在我的一再劝说下，大家才将信将疑地答应跟着我干。，到了白石粮库门口，从门缝里透出微弱的灯光，往里一看，只见乡长、粮库主任正在私分公粮。，他们可以拿公粮，我们也拿得。我立即带着大家一拥而进。两人吓得目瞪口呆。，乡长、主任为推脱责任，只好向县里谎报粮库是被日本人抢劫的。这次粮仓夺粮行动使村民们度过了难关，也增加了村民们对我的信任。，日军侵占常山后，对当地群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也几次差点命丧日军刀下。我恨自己没枪又没人，也更恨国民党当局无能。，战事一时结束不了，生活还要继续，我应该把月姣娶进家门了。，婚娶大事，一般都要请人看个黄道吉日。我自认接受过教育，觉得这是迷信，根本就没有必要。，我进城找岳父商量结婚事宜。刚走在半路上，天上突然下起了雨，我借得一把破伞，没行多远，又被一条张牙舞爪的大狗追着咬。，我把和月姣结婚的日期选择在1942年农历10月25日。大家后来也怪我结婚没挑好日子。那天是农历小寒，万事不利。，月姣出嫁时，岳父给她准备的嫁妆有16杆抬，有衣服棉被、家具针线等等等等，需要我们家请30多名轿夫。请轿夫需要花一笔钱，我父亲不肯出。，岳父气得全身发抖，说之前给月姣办的一套嫁妆被日本鬼子给毁了，这次是第二次重办了。，“我不惜花钱嫁女，为的是我女儿出嫁时风风光光。你父亲不肯雇人迎抬，难道要我破掉老祖宗的规矩，亲自送上门吗?”岳父的话，说得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下去。，正僵持不下时，月姣站出来为我打圆场，说小白石村附近土匪多，陪嫁多易招事故。我们结婚后还是住城里，我在城里谋个养家差使不难。嫁妆就暂时放在城里吧。，岳父岳母本来就舍不得让女儿长期住在乡下，怕她吃苦受委屈，这番话正中他们的心意，婚事就顺顺利利地办了。，成亲当天，我因缺乏营养全身浮肿无力，堂兄在婚礼前私下给我吞服了一颗鸦片提神，才支撑到婚礼仪式完成。，在月姣的悉心照顾下，我逐渐恢复健康。那是我们少有相亲相爱的时日。我教她识字，她全身心投入学习，几天时间就会写我俩的名字了。，岳母多次嘱人从城里送吃的东西过来，每次月姣都会向来人探问娘家何日接她回去。来人回答说：“元宵前没吉日，你母亲挂念心切得很。”，结婚三个月后需要回门，按礼数应当双轿迎接女儿和新女婿回门的，岳父岳母跟我父亲斗气，仅派来单轿迎接女儿。，我一路伴随在轿子旁边步行进城回门。在途中，正好遇上一个老朋友聂崇彬，他也刚刚新婚，夫妇正乘着双轿出城到丈母家回门。，聂崇彬笑着问我：“你真节俭，回门连轿子也不坐。”，我一时尴尬万分，跟月姣赌气说不回门了。轿中的月姣对我百般劝导，说如果我不肯跟她一起回去的话，她也不回娘家了。，又说：“我娘家报复你家不肯花钱抬嫁妆做得不对，但你看在我父亲以往待你好的份上，不要计较了。”，我听了方才释然，与月姣一同回门。回门礼之后，我和月姣就离开小白石村，进城生活了。，民不聊生中要想建立个新家，等待我的只会是更大考验。，岳父岳母家里房子多，希望我们跟他们住在一起，我觉得这样不好，跟“入赘”一样，一个大男人脸上挂不住。，月姣支持我，和我一起租住在外面。可我没有收入，还是需要岳父接济，时间长了也觉得很没有面子。，后来一个中学准备聘我任教师，月薪以糙米计，按年龄大小分四、六、八斗，待遇其实很低。没想到报县政府请示时，却被拒绝了。，县政府给校方的批文中写道：“其中邹鼎山一员，经核查思想不纯，应予解聘。”，我真的是“两头”不讨好。国民党那边，认为我思想不纯；共产党这边，不知我写那份坦白书的真相，视我为革命信念不坚定者，甚至是叛徒。，在岳父的斡旋下，我下乡里任了户籍干事。儿女相继出生后，月姣更是日夜操劳。生老二时难产，月姣几次昏死，我都在外面忙事情，无暇顾及。，后来岳父患了肺病，又染痢疾，在省城杭州住院治疗一段日子，出院回家才一天就去世了。从此开泰油米号生意便一败涂地。，我曾先后替岳母到银行兑换过五个金戒指贴补家用。兑换第五个时，岳母告诉我说这是最后一个，如果有钱就留作纪念。但我确实无钱。，我虽然在乡里做事，但因为之前“地下进步青年”的影响，升迁无望，很低的薪水连月姣和儿女都养活不了。，时局又不太平，我住乡下难得回城里一趟，每次回家身上都是脏兮兮臭烘烘的。月姣这个爱整洁的大小姐从来没有嫌弃过我，还说我有男人的味道。，我们家当时和聂崇彬家离得很近，就是回门礼节笑我只有一乘轿的那个老朋友。两家仅隔一条弄堂，他几乎天天来找我聊天。，他向我坦露自已加入共产党，并且愿意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告诉他，我被捕后曾写过供词，虽敷行过关没有使党受到损失，但以后又干过伪职，不知党组织是否信任我，让我再回到组织怀抱？，聂崇彬让我打消顾虑，说：“我相信你。”，一直里外不是人我，听到这句话，一下热泪盈眶。，我和聂崇彬经常关起门来密谈。那天，月姣过个几分钟进来给我们倒茶水，过个几分钟进来给我们送点心，我们的谈话老是被打断。，我有些恼火，估计到她又要进来的时候，我猛地拉开门，她正要推门的手僵在了空中，十分尴尬，脸也红起来。，聂崇彬告辞后，月姣跪在地上求我：“看在儿女的份上，别再去搞什么革命了。父亲已去世，若出事再无人帮助了。”，我把月姣扶起来，说我这些年因为进步知识青年这个名声，想保个饭碗都困难。如今崇彬信任我，愿意带我重新加入党组织，我高兴都来不及。，我又劝月姣，崇彬大哥跟我一样有家有室，他在上海当医师，家境富有都愿意冒险参加革命，我怎么能错失洗干净自己的机会？，经我这么一说，月姣终于松口，支持我重新参加革命，只是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小心谨慎。，她含着泪说：“你现在是有家有室、有儿有女的人了。”，1948年秋天，我又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我入党两个月后，聂崇彬要去上海搞电台，好和党中央联系。他说如果没搞到电台，就直接去解放区，不回这里了，让我注意安全。，我又换了新的组织联络人，她叫毛梅，是个老师。虽然她工作很小心，对外通信请妹妹代写信封，烫起头发，穿起旗袍，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但还是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用刺刀刺伤，活埋于衢州东门的郊外。我得到她被害的消息时，心如刀割。此时，离衢州解放仅有半个月时间。，革命还在继续。，组织上委任我为当地地下党支部书记，安排我到天马小学当老师，利用教师这一职业作掩护，发展党员，策反国民党地方武装。，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仅发展了新同志，还成功策反了县警察局武装队负责人，带着100多号人回城投诚。，常山解放后，我本来应该调往衢州工作，这时突然被人检举揭发，说我有历史问题不能重用。我又重新回到小学任教。，翻身做主的老乡们又说，月姣嫁给我后一直住在城里享福，不参加生产劳动，是资产阶级的贵小姐，是知识分子的姨太太。，压力之下，月姣心里虽不情愿，但还是把户口从城里迁到了小白石村，住进了我家的老宅子里。，小白石村已经变成了白石镇，这是现在的街景，我和月姣又再次分居，分别在城里和乡下。，月姣从小在城里长大，对乡下的生活不习惯。又带着几个孩子，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父亲来学校找过我一次，我买了些盐让他带回去。家人埋怨我，说月姣带着儿女们在家里白吃白喝了几个月，我只拿回去几斤盐，真够抠门的。可我确实再没有多余的钱给家里。，我父亲属于那种勤俭持家努力置办家业的人，辛辛苦苦攒下一点钱后，就拿来买田买地。，解放前几年，许多人开始抛售田产，当时已不大有人买田，可父亲见卖价很低，就动了心。，家里人认为月姣当年出嫁时娘家给了许多压箱底的钱，动员她出钱买田产。月姣不好拒绝，也用仅有的积蓄买下一些田。，土改时，因我们家有田地还有帮工，父亲被划成了地主富农。家里人又在背后说，其中主要原因是我娶了月姣这个富家小姐。，可想而知，当时月姣在乡下的处境多么艰难。，组织也认为我身为地下党员，还支持家人购买田产，是没有觉悟的体现。我百口莫辩，只觉都是自己不对。，到1952年，天天喊镇压恶霸、反革命分子，报上经常可以看见地下党员犯错被处罚的消息，我心中更是不安了。，我又想起成家时的担忧：这会害了最亲的人呀？，我不敢随便回家，怕引起别人注意，又牵扯出以前的事，连累到家人。，岳母多次催我要多回去看看月姣。我心想如果有事情商量，月姣自然会进城找我，便也没把岳母的话放心上。，记得3月份的一天，我被派到开化县文教科拿资料。那天月姣刚好回娘家，跟她说过几句话后我要去坐车。岳母几次说：“月姣，你送鼎山去车站。”，从岳母家出来，我们穿过了一条窄窄的巷子，走出了大东门城门，沿着内河缓缓地往前走。，南方的3月，风轻轻柔柔，扬起河边的柳枝，也拂起月姣头上的几根头发，她伸出手将它们抿了又抿。，月姣抱着还在吃奶的孩子，我见她累了，从她手中接过孩子。我多次侧过脸去看月姣，她装作没看见，眼神不与我对视和交流，我知道她是害羞。，结婚将近10年，我很少有这样闲散的时间和心境陪伴着她。，车站很快到了。，车子缓慢地开了。，我从车窗里看月姣，月姣的目光也随着车子移动。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月姣，也成了我们的永别。，我从开化回来没过多久，一天上午，老家的弟弟急匆匆赶来，他喘着粗气说：“嫂子上吊自杀了。”，我一下子晕了过去。，我们家被划为地主后，全家在政治上都是低人一头，房子田产也没保住。我家的堂屋被当作农协会的会议室，月姣和儿女们也搬到对面的偏房与大家一起住。，那天，农会干部开会，有人提到我有历史问题，当年给国民党写过坦白书，出卖过我党，以后还要算我的帐。，月姣听到后，联想到我有4个月时间不敢回家，又惊又怕，用一根绳子，在阁楼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阁楼没有楼梯，需先依门上椅，在椅上一手上攀门轴，一脚踏上门耳，再一手上攀楼门，换另一脚踏上门轴，如此这样攀爬上去。，新婚时月姣见过我上楼，她可能就是照着我当年上楼的办法，去楼上上吊自尽的。，我一个男的爬上阁楼都很费劲，我至今不知道瘦弱的月姣是如何爬上去的。，那时正值南方最为炎热的7月，他们嗅到了尸体散发出的臭味才找到的。家里人不见月姣，还以为她进城找我或者回娘家了，没当一回事。，所以，月姣到底卒于哪一天哪一时那一刻，我也确认不了。，农会向集镇上的茶店老头赊得一口棺材，匆匆派人，把月姣葬了。又命前来奔丧的岳母一行既不准哭，也不准去月姣新坟作别。，岳母只好在房中偷偷流泪坐到天亮，第二天便回城去了。我自觉内心愧疚，下跪向岳母赔罪。，岳母痛心疾首，指着我怒斥：“你为了自己的事，弃家不顾，现在致我女儿惨死，你究竟是何想法？”，我自觉羞愧无法回答。岳母从此病倒了，她拒绝吃药打针，不久也离开了人世。，结婚后，我和月姣离多聚少，很少有谈情说爱的时候，甚至连一张月姣的照片都没有。，记得一次我饮茶时发现茶壶中有条死蜈蚣，月姣自责做事粗心，第一时间带我求医问药，怕我中毒，可见她待我有多上心。，月姣嫁给我，没享过半天福，最需要丈夫的时候，我在为了理想搞地下工作。后来又跟着我担惊受怕，最后无助地死去。，我们这样的人，娶妻生子，果然是坑害了最亲的人。，月姣死后，遗下四个子女，大的才及学龄，最小的尚未断奶。我申请将他们的户口全部迁到学校，由我自己抚养。，运动还没有结束。1957年我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被开除公职，带着儿女回到了老家务农。儿女从小没有母亲呵护，每当受到欺负时，还责怪母亲抛弃了他们。，而我每天干完农活，一有空闲我就很想念月姣，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但我从没梦见过月姣。，直到20多年后，我的历史问题终于得以澄清，我恢复了党籍，办理了离休手续，重新过上了组织生活，孩子们也慢慢理解了他们的母亲，不再怨恨她。，这些年，我领到了很多勋章。每次看到这些勋章，我是又激动又心酸，它们也应该属于月姣。，人死不能复生，月姣的早逝，是我此生再也无法挽回的错，成为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晚年时期，我主动申请做了革命故事宣讲员，常去给年轻干部、学生讲革命往事，讲我们的选择和勇敢，讲战友们的牺牲，林一心、余宗恺、毛梅……，我在给孩子们讲往事，但我从来没有讲过月姣，这个千万地下工作者妻子中最普通的一个。，我95岁那一年1月的夜晚，阴冷、潮湿，我早早地睡下了。我一抬头，突然看见郑月姣走到跟前，流着眼泪对我说：，“当年你被捕后回来后，我们曾同去龙山寺还愿，我又求菩萨保佑我俩百年偕老，子孙满堂。现在你安享子孙之福，我却孤苦凄零在阴曹地府度日，现在我请得阎王同意，批准你来陪我。”，我说：“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允许我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再来陪伴你，好吗？”，郑月姣说：“不好，我想让你立即来。”，我说：“当初你绝然离我们而去，留我们在世间受苦挨难，子女们到现在还怨你呢。”，郑月姣声泪俱下，泣声如咽。我一下从梦中惊醒过来。，这是我与月姣离别61年后，第一次在梦里相见。，邹鼎山老人近照，（注：本文照片除标注外均由作者提供），2018年7月29日，100岁的邹鼎山老人亲自立下遗体捐献遗嘱。他说：“我老了，就剩下这副身躯了，可以供医学解剖。”，如今，已经102岁的邹鼎山老人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活到2021年，见证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然后他就安心去陪伴月姣，永远不再分开。，大家也许会好奇，在“国产特工”这个系列里，为什么这个故事重点写月姣的感情，而不是鼎山的任务？，月姣只是无数中共基层地下工作者的家属代表。她们很多是文盲，没有什么宏大的革命理想，只会永远站在丈夫的身旁。，她们的丈夫不是核心人物，做得都是琐碎而日常的工作。历史上却正是大多数普通地下工作者的琐碎与日常，成就了最后的胜利。，他们落难了，家人要拼了命去救；没工作了，家人要节衣缩食养家糊口；受冤枉了，最先被伤害的是无辜的家人。，今天我们还知道，那些微小点滴里的一个真实细节是，在艰苦的秘密战争岁月里，有个叫郑月姣的普通女人，为一个地下工作的丈夫，所作出的全部努力。，她的信仰，就是她的爱。，编辑：张多迁罗伯特刘。

来自：掌上乐园

醒着，做梦

板凳 醒着，做梦说：
真实战争故事，3月3日，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2013年，北京西山，有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以纪念五十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这是大陆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历史，846个名字被镌刻在石壁上，若隐若现。，由于叛徒出卖，超过1100名赴台“红色特工”牺牲。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大多还在保密之中，不被世人所知。，戴筱萍是这些无名英雄的后代之一。，作者徐越牛在上海找到他，鼻梁上架一副深框近视镜的戴筱萍，文质彬彬端坐着，不紧不慢回忆父亲离家时的那一幕。，那一切，就像昨天才发生。，1949年10月，五星红旗映红了黄浦江，上海已经解放。，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非常艰难甚至失利，对台情报工作越发急需。，很快，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难民、香烟小贩、商人、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的迁台大军，同时也揭开了两岸情报战的序幕。，特工队伍中，有一个瘦长脸，浓眉毛，眼神深邃，身着黑色西服的年轻男子，是我的父亲。，他，叫戴龙。，那年我才4岁，记得是个秋天的午后，家中大门突然被推开了，身着黑色西装的父亲走了进来。，他来不及喝一口水，对着奶奶和母亲急匆匆地说，部队很忙，我有任务，不能在家久待。，随即，他抱起我亲了又亲，久久不舍得放手。良久，才红着眼眶说，爸爸要走了。，见父亲要走，我紧紧搂住父亲的脖子，扭动着身子叫唤着，爸爸勿要走，爸爸勿要走！，父亲还是走了，是哭着走的。，母亲心中还是隐隐有些不安。特别是看着父亲走到门口，又转身不舍挥手时，母亲心中更是惊疑：他要到哪里去？他现在属于哪个部队？他为什么不穿军装呢？，年轻时候的父亲，目光坚定，眼神深邃，父亲走后，就没了消息，连一封家书也没有。，母亲一边照顾白发苍苍的婆婆，一边抚养年幼的我，没有生活来源，只能走街穿弄替人家卖酱油维持生计，因劳累身体早早垮了。，时间一久，政府把我们一家定为“失踪军人家属”。那时候，家里如果有一个政治身份不明的人，日子是很难过的，我们一家被迫从江阴路一套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搬迁到闸北区的一个老房子。，母亲心想，既然政府认定是失踪，那说明人还活在世上，她四处打听。可就是没有下落。，奶奶经常逼着母亲去找，年幼的我不懂事也常常哭着问，妈妈，爸爸到哪里去了？我要爸爸！，江苏老家戴家圩也一次次来人，查问父亲的下落，因为父亲的失踪，老家亲人的政治前途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我们戴家很多至亲都去了海峡那一端，渐渐有人怀疑父亲很有可能也跟去了。失踪军人还涉及台湾，那就是无休止的质疑和审查。，如果父亲真去了台湾，那他到底是死了，还是叛变了？，看身患重病的母亲每日以泪洗面，我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找到父亲，好问个明白。，1964年，我马上高中毕业，要准备考大学了。上大学必须得填写政治条件，我不知道该如何填写父亲的身份，他已经失踪了整整15年。，没有办法，我写了封信给在北海舰队的叔叔。，信发出后没过多久，叔叔特别赶来上海。他特别诧异：你们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哥哥的消息？，原来，因为父亲的原因，叔叔也受到了政治审查，他要求组织到哥哥的派遣单位东海舰队查清政治面目。，好在叔叔的单位出面，父亲不明不白的历史终于明明白白了：，“哥哥是组织派到台湾做地下工作的，因为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他不是叛徒，是革命烈士。”，叔叔这句话，对于我和母亲犹如晴天霹雳！，母亲悲痛欲绝，她不敢相信日思夜想的丈夫竟然已经不在人世。等父亲回家，是母亲这些年活下去的动力。，我没有享受过父爱，对父亲记忆模糊，我只是心疼母亲过得实在太苦了。但一想到4岁那年和父亲的分别，竟然是永别，我也哭了。，叔叔想不明白，这么重大的消息，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家属。我们也想不明白，十余年过去，竟没有接到政府的一纸通知，一张证明。，父亲的牺牲有什么不能告人的隐情吗？，我的父亲因为家境较好，6岁上私塾，13岁考入满墩高级学堂，期间还学习了法文。，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投笔从戎，经过短暂的军事训练，随部队到浙江福建一带作战。，直到抗战胜利，父亲才荣归故里。后来当过靖江县县长、丹阳警察局长、华东警校处长，江阴、无锡、常州三市联防主任，可想而知，他的关系网十分庞大。，像父亲这样的青年才俊，一直是两党争取的对象。就在他任江阴要塞司令办公室主任时，和共产党地下组织重新取得联系。，至于父亲何时参加地下党，早期从事了哪些秘密地下活动，至今无人知晓。，但有确切的证据证明，1949年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江阴要塞在地下党的策动下举行了起义。父亲公开换装，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成为解放军华东军区重要干部。，无论他做什么选择，母亲总是默默地支持他。因为她相信，丈夫是深明大义的。，父亲最后回家告别是1949年10月，当时五星红旗映红了黄浦江，上海已经解放。，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非常艰难甚至失利，对台情报工作越发急需。，很快，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难民、香烟小贩、商人、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迁台大军，同时也揭开了两岸情报战的序幕。，领导这支红色特工队伍的，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老资格的中共干部蔡孝乾，他是台湾人。，此时，父亲也被海军联络处任命为高级情报员，指示他立即潜入台湾进行地下活动。，母亲找到相关单位求证，单位说当时一共派出8名干部到台湾进行地下工作，有人叛变后，全部遇害了。，因为之前叛徒没有抓到，一直不能确定牺牲详情，无法通知。而后来，就是因为不知道我们通讯地址，没法通知。，不管这个说辞是否站得住脚，单位立即给我们开了烈士证明书。红色的烈士证书上，还印有毛泽东主席的签名，那在当时是至高荣誉。，年代久远、字迹发黄的烈士证书，印有沪烈字第004151号的烈士证书上，写着戴龙的牺牲时间、地点和原因：1951年在台湾搞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杀害。，随同那张纸，母亲还领取了450元的抚恤金。，15年的苦等，一个人换来一张纸。母亲一路哭着回到了家。，而我却只想知道，父亲到底执行了什么任务？他是怎么被捕的？，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花了大半辈子。，父亲坚决服从组织的命令，深入虎穴，蹈海远行。他怀揣五封密信，用于到台后联络上王瀛成等潜伏者。而成立情报小组开展工作，由他全权负责。，王灜成长期在上海从军，是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检验科二级检验员，中尉军衔。上海解放前，他在解放区工作的儿子特别来到上海，在城郊的一座道观偷偷见了面。，儿子劝他回老家苏北，他不肯，但没说原因。临分别时，儿子只好送给他一本《革命人生观》的小册子。等上海解放后，儿子赶往上海，却发现他已经不知所终。，王灜成可能是最早离开的情报人员，在上海城破之前，就跟随国民党部队乘船南下。，和王瀛成赴台路线不同的是，父亲是从陆上经广州转香港，再从香港到达台湾的。，父亲在广州、香港见到了党负责人，他们向父亲布置了入台的具体任务及见面方法，还有电信密码、暗号化名等联系方式，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训。，随后，父亲领取了四千元港币作为活动经费前往台北。他的入台通行证是伯父代办的，伯父时任台湾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测量学校政治部主任，通行证上父亲的职务是测量学校的教官。，利用在台亲朋好友的关系开展工作，是当时组织上对父亲的要求。派遣赴台的干部中，不少人都在台湾有亲属朋友。除了伯父，父亲还有好多亲戚在台湾。，父亲到台北后寄住在信义路三段一个本家叔叔家里。这个叔公是台湾省立师范附中的教员，比父亲只大五岁。凭着这个关系，父亲以化名领取了台湾身份证。，全新的名字，全新的身份，在这个全新的环境开始谍海搏杀。，当地湿热的气候繁衍了台湾高大的槟榔和油棕，也孕育了四季盛开的艳丽花卉。但此时，台湾因为战事而显得混乱和紧张，到处是败退下来的官兵和家眷。，物资缺乏，匪特横行，社会动乱，人心惶惶。国民党政权立足未稳，他们想守住这最后一道堡垒，颁布了《台湾省戒严令》、《惩治叛乱条例》等多项条款。，面对严峻的形势，父亲冷静面对。他和王瀛成取得联络后，确定了工作计划。两人分头行动，随时碰面。，对1500名赴台特工来说，此时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那是更为险恶的意志考验，也是更为严酷的信仰较量。，他们压根没有想到，最先叛变的人竟然会是他。，常年忧愁和操劳使母亲倒下了，她患上糖尿病，全身浮肿，唯一心愿就是找到父亲的遗骨。，但两岸的剑拔弩张，让母亲的心愿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何况，只知道父亲牺牲了，有没有留下遗骨，都还无从知晓。，记得有一年我大学放寒假，从成都回到上海，一进门，只见母亲一人坐在破旧的木椅上，神情呆滞正独自流泪。，见到我，母亲很高兴，立即站起来用一个木凳垫脚，取下一只挂在屋顶的竹篮，篮子里是她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饼干和糕点。，可是竹篮拿下来一看，我们都惊呆了，全部被老鼠吃完了，留下发霉的碎末。，我和母亲抱头痛哭。我知道，这是母亲花了很长时间为我准备的，是她长久的期待。，可现在，一切为重逢做的准备都成了泡影。就像当年我们等待父亲一样。，好不容易我大学毕业，又正好遇到文化大革命，所有大学生没有一个分到华东的名额。母亲鼓起勇气给父亲生前的单位写了一封求助信。，东海舰队没有忘记父亲，出面和上海市政府多方协调，破例将我分配到上海一无线电厂任设计工程师。，母亲还是没有放弃寻找父亲遗骨，临终前她紧紧拉着我的手，叮咛了又叮咛：“一定要去台湾，把你父亲的骨灰找到，把他送回来，我等着他。”，我不敢忘记母亲的遗嘱。，但关于父亲，我手上只有一张发黄的小照片，上面是两兄弟在部队时的合影，右边一位就是他。，父亲（右一）和叔叔戴麟的合影，父亲瘦长脸，浓眉毛，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脸色刚毅，神情坚定。我一次次看那张照片，把父亲的形象刻在心里。，后来我成了家，有了孩子，直到退休。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到台湾寻找父亲的心愿一直没有变。，老家的亲戚一次次来上海探望我，他们关切询问父亲的事迹，村里正在修家谱，说要把父亲的英名刻在家谱中，要记录他的事迹。，我拿着父亲的烈士证书，一次次去民政部门求助，每一次回答都是“不清楚”或者“不知道”。，因为年代久远，现在的工作人员不了解情况。因为海峡分离，彼此难以交流。因为政治的原因，双方有许多隔阂。，我每次都这样安慰自己，但我不甘心，拖着病体到父亲的原单位去查询。接待的年轻军官说：“这件事很难，现在无法答复你。”，求告无门，我真想大哭一场。，那时候没有微信群，和我一样求告无门的红色特工烈属们，只好在上海静安公园悄悄约会。就像当年父辈们从四面八方悄悄汇聚到台湾一样，我们也悄悄聚合在一起。，因为父辈共同的命运，我们情同手足。一边打探有关情况，交流得到的零星信息，一边提出种种有用和无用的建议。，大家的心里都憋着一句话：这是为什么？，父亲在台期间所从事的任务有详细记录和公开报道，只是在大陆看不到。，先是策反。，这可能是情报人员最古老的工作方式之一。选择策反对象极为重要，父亲先从老同事老同学入手，以找工作为由，其实是寻找可靠人选。，那是两个不同阵营的信仰较量，只凭关系好是不行的，得小心试探对方心底最隐秘的想法。，在台北街头，父亲遇到了原“重庆舰” 的海军下士刘鸣锺，久别重逢，两人越谈越投机。他的两个哥哥还是父亲的老同事，更是分外亲切。，刘鸣锺虽年轻，但很有头脑，曾被送去英国受训，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当了逃兵离开了军舰。后来带着家眷到台湾谋生，成了台北天利实业公司的会计，小日子过得不温不火。，刘鸣锺对台湾当下的现状很不满，他感叹早知道“重庆舰“一到上海就起义，也就不跑了，干脆跟着投靠共产党了，好歹光荣一把。，父亲一听，启发他认清大势，紧隨潮流，聪明的他不停地点头。建立信任后，他向父亲提供了台湾海军的舰船数量和装备的有关情况。，父亲很欣慰，争取一个同志，就意味着解放台湾时少牺牲一支部队。，除了策反，更重要是收集情报。，多年后我才看到父亲的卷宗，父亲通过访老友、叙旧情，打听到了许多熟人地址，他一个一个走访，说是拜托找工作，其实是了解敌情。，情报工作不仅需要英勇无畏的胆量，更要有慎密周详的策略和综合研判的能力。有时侯，把互不相干的两件事联系起来，或许是一个重大消息。有时候，一句话可以分解成好几种意思。，父亲把从四面八方收集来的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经过仔细的判别、研究和归类，整理成有价值的情报。，很快确定了台湾有6个侦察电台，同时也搞清楚台北警察驻训情况、高雄海军力量、舟山陆军布防、基隆军港舰船等情报。，这些信息已足够向上级报告，但如何送出去却成了父亲头疼的事情。，此时，王瀛成也收集了许多信息。他告诉父亲，有一个同学现在高雄空军五十五电台当台长，他已接触多次，了解了电台的工作和人员情况，弄清了台北的飞机种类和数量。，王瀛成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发展的重点人物，只要策反成功就可以向我军直接发送情报。他把儿子送他的《革命人生观》一书，送给了这个老同学。，父亲也和这个台长见过面，可是经多次工作没有成功，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断了。，父亲很急。手中的情报关系到解放台湾的大局，必须得想法把情报送出去。，敌台策反不成功，自已的电台暂时没有条件建立起来，只有利用公家电台拍发电文了。，这其实是极其危险的，容易留下证据。，经过再三观察和试拍，六月的一天，父亲从台北来到屏东，他若无其事地跨进了电信局的大门，向发报员递过去一份抄写工整的电文。，电文不长，内容是亲友近况和现住地址，收报人是香港利源西街25号福成庄潘修，电报掛号是1472，这是规定的通信暗号。，反复推敲的电文是极其复杂的，既要把情报内容报告上级，又不能泄露机密，还必须简短明了。这就要靠密码来翻译。上级交代给父亲的密码有成密和周密两种，并规定了标指和换码的方法。，涉及到陆海空军的内容，是用隐语代替的。陆军叫绿茶，海军叫花茶，空军称红茶。美国人叫王先生，澳门叫金门，东京是定海等等。，由于电报字数不能太多，父亲在屏东和高雄拍发了三次。为了解除外人的疑虑，后两次的电报收件人分别是潘渊和谢明。，这些名字，都是密码和暗语。，父亲很忙，他总想多干一些工作，和1500个赴台的勇士一样，父亲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台湾解放了，就可以回家团聚了。，父亲不断地扩大交友圈子，他的工作对象从军队扩大到商界。由于情报较多，除了紧急的情报，他还将大部分内容密写成书信，投寄到香港党的秘密联络站。，然而，就在父亲全力以赴开展情报工作的时候，有一只黑手悄悄地伸了过来。，这个人叫焦静秋。，父亲和他不仅是江苏警校的同学，后来还是父亲的部属。父亲去台后，两人常有交往，焦静秋虽在军中就职，但他表现得对现状极度不满，经常发表对抗政府的言论。，父亲先是静听他说，后来随声附和几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父亲认为这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在以后的接触中，他更加坚定了这一认识。，因为不管从哪个方面，他看起来都比之前策反的刘鸣锺更为拥护共产主义。，不久后，焦静秋偷偷透露，上峰可能派他去舟山打游击，同时批准他去上海接家眷来台。，父亲觉得这是一次传递情报的极好机会。，他和王瀛成商量后，觉得可行，于是准备把收集到的重要情报，通过焦静秋送到上海东海舰队的直接领导手里。，想到这里，父亲欣慰地笑了。，焦静秋也笑了，他的身后是蒋介石最为得意的情报机构。，他才是父亲真正的对手，俩人开始了特工之间的较量。，就像父亲没有忘记组织的任务一样，这么多年，我也从未敢忘记母亲的嘱托。，萦绕在我心头的，始终是：父亲！父亲！父亲！，但时过境迁，不仅是大陆，台湾也选择性遗忘了那段白色恐怖时期。，直到1993年，在台北六张犁，一个上山采摘野菜的人，偶然发现一片乱坟岗，这里竟然掩埋了两百多个被处死的政治受难者的遗骸。，同年，台湾《中国时报》发布288位“台湾地区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人名单”，戴龙、王灜成皆在其列。，6年后，有台湾学者在一家报社的档案柜底，发现了一袋写着“敌伪”字样的照片，打开以后，却是一幅幅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其中，就有红色女特工朱枫受刑前最后的留影。照片里，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神色平静而淡然。，2000年，这张照片被登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杂志上，感动众人。，朱枫英勇就义前的最后留影，十年后，一架运送朱枫骨灰罐的飞机从台北直飞北京，中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专程在机场接机，随后朱枫的骨灰罐被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朱枫老家浙江宁波镇海建设了朱枫纪念园，朱枫骨灰迁葬老家，倍享哀荣，叶落归根。，朱枫的死和赴台特工最先叛变者有直接关系，也直接导致了父亲任务最后的失败。，“红色特工”秘密赴台后，刚开始并不算活跃，也未引起国民党台湾情报站的重视。随着大陆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台湾地下党领导人也陷入过度乐观之中。，1949年12月，中共台湾省工委甚至发出了“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指出“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是为期不远的”。，台湾省工委在提交中央的《攻台建议书》中表示，最佳的攻台日期是1950年的4月。在大陆，第一任台湾省委书记这时已经任命，只等着赴台上任。，很快，台湾的街头巷尾竟然冒出了一份红色刊物《光明报》。，在舆论宣传上吃了大亏的蒋介石，看到刊物后气得青筋暴露，马上召集三大情报机构：保安司令部、保密局、调查局三大情报机构负责人开会，要求即刻侦破。，原保密局北平站特勤组组长谷正文接受任务后，一个礼拜不到就破案了，四个台大的青年学生被抓个现行。，蒋介石得知后太兴奋了，当即奖励保密局三十万。此前，保密局三千多人，已经八个月没有领到薪水。，被抓的四个大学生没有判刑，审讯了一下都放回去了，但在审讯时，其中一句话却引起了谷正文的注意，那就是“老郑怎么样？”，行动组抓获老郑时，谷正文正在川端桥下钓到一条大鱼，谷正文突然一惊暗想，老郑难道是大鱼？，看到老郑第一眼，谷正文就确定了自己的猜想，他第一句话忍不住感叹说：“没想到你参加过长征。”，“你怎么知道我参加过长征？”老郑诧异道。，谷正文直言：“你身上的那股傲气，就是长征老干部特有的标志。”，老郑看了看自己的装扮——笔挺的高级西服，搭配一条花色鲜明的领带。显然老郑对自己的着装很满意。，这种满意让谷正文心中一喜，他知道老郑很注重物质生活，这种人只要满足他的物质需求，就可以主宰他。，这个老郑就是蔡孝乾，中共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他很快供出了中共台湾省地下党的全部网络，一千八百多人被捕，一千一百多名壮烈牺牲，已经完成任务准备回大陆的朱枫被逮捕，中途吞金自杀未遂。，毛主席给他们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父亲赴台的直接领导人虽然不是蔡孝乾，但随着蔡孝乾的叛变。蒋介石发布和强化执行《勘乱时期检肃匪特条例》、《惩治叛乱条例》和各种戒严法、戒严令。，敌我之间渗透与反渗透的攻防日趋白热化，父亲的行动更加艰难了。，我每天都在关注着朱枫的报道，关注着时间的进展。我坚信，朱枫回来了，组织上不会不管父亲的，决定去找组织。，舟车劳顿，我来到了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向门卫通报自己的名字，说明来访的原因。，很快，一位同志出来接待我，谈了半天说，我们理解你的心情，这件事目前无法答复，我们尽量帮忙。，我只能表示理解，似水流年，人事代谢，六十多年过去，经办人不在，新来的年轻人不了解情况。，更何况，两个曾经敌对的阵营，能不能握手言和，谁也不知道。，就在这时候，我从《宁波帮》杂志看到一份名单，里面有父亲戴龙的名字。随后联系上了杂志徐主编。，这才得知他因受邀参加朱枫骨灰回葬故乡的隆重仪式，萌生出一个念头，要帮另外一千多个埋骨异乡的红色特工叶落归根！，徐主编亲自执笔，在2011年6月的期刊上醒目地刊登了《寻亲告示》，和《寻亲告示》同时刊登的，还有376位受难者名单。，只可惜寻亲结果并不理想，自觉在网上填写寻亲表格家属的，只有不到5个人。原因我想由于保密措施，许多后代并不知道他们父辈牺牲在台湾。，我已年近古稀，唯一希望就是找到父亲的遗骨，将他接回来，千万不要让我伤心去地下见父母。，不久后，有读者联系杂志后找到我，说她因为寻找父亲的下落，刚从台湾回来，她在台湾查到了戴龙的坟墓，在台北六张犁二墓区。，我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在上海的受难者烈属，大家都为我高兴。确实我是幸运的，静安公园聚会的这些苦命孩子，我是第一个找到父亲墓地的。，我答应大家，到台湾后会帮助了解更多的情况。，我习惯了传统的思维定势，认为这样的大事应该向政府报告，有困难应该依靠组织解决。，我先去了民政局，民政局的官员说：“这个问题上面沒有政策，我们不好答复。”另一位官员摇了摇头：“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无亲无故的台湾朋友为我们大开了方便之门，可管理我们烈士亲属的政府部门为什么不肯伸手帮助我们呢？，我想不通。鼓足了勇气，铺开纸，向国家民政部部长提出了疑问和请求。，这一招果然有效，区民政局来电话说：“你写到北京的信有批复了，请到办公室来一下。”，写给部长的信躺在静安区民政局的办公桌上。小姑娘笑眯眯地对我说：“批准你去台湾了。”，我问及经费能否解决，小姑娘同样微笑着：“因为没有先例，上面没有政策，能不能通过民间组织来解决？”，这一次，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就像当年父亲义无反顾离开一样，此时我们父子有了同样的目标——到台湾去。，急切的心情也让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不堪一击，我病倒了。，但耐不住相思之苦，我安排女儿和女婿利用元旦长假先行台湾，让他们先去祭拜父亲，打探迁坟的路径。，台湾的朋友带着女儿来到了荒山野地的六张犁。天下着雨，暮霭中，他们在墓园中寻找。，年轻人，你们要找谁？不远处，打着雨伞的一个中年人问。，女儿哭着说，找我的爷爷，他叫戴龙。，中年人走过来了，他说你们是上海来的吧？请跟我走。，湿漉漉的花岗岩墓碑，“戴龙之墓” 四个石刻大字刚用红漆描过。，鲜红的字下是长满青苔石碑，女儿跪在泥水中叩头祭拜，放声大哭，爷爷，爷爷！我们看你来了！，雨下得更大了。，2014年5月，我身体刚刚好转，也迫不及待踏上台湾的旅程。从上海到台北，飞越960公里的路途，是父亲当年的目的地。，虽然是第一次到台湾，但不知为何我并不感到陌生和孤单。这里的小路，印有父亲的脚印。，我的第一站是位于台北最南边的马场町纪念公园，这里曾经是1950年代台湾处决政治犯的刑场。，父亲在此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祭拜完，我们一家又赶往政治受难者互助会，感谢这些从未谋面的朋友。在这里，我才看到父亲六十多年前的判决书和有关案卷的复印件。，那些泛黄的证书，详细记录了父亲在台湾从事的地下工作。，蔡孝乾叛变后，台湾中共情报网络倾覆，父亲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情报处的怀疑。，焦静秋就是按照幕后人的指使，故意接近父亲，发表反时局言论，以赢得父亲的信任。，敌我双方正一步一步地按照自己的计划设置陷阱。，终于，焦静秋发出了信号，他告诉父亲，他已拿到了去大陆的通行证，近日即将离台。他问父亲有何事要办，尽可吩咐。，父亲故作镇静说，没有太大的事，麻烦你带一封便信给做生意的朋友。，父亲信任他。，父亲将早已用化学药水书写的台湾陆海空军情报，折叠成一小卷交给了焦静秋，让他带往上海。，父亲的计划没有错，只是他看错了人。，拿到了密信的焦静秋，转身交给了他的上司。，父亲、王瀛成、刘鸣锺等很快被逮捕审讯。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处将其列为“匪华东军区海军部潜台匪谍戴龙叛乱案”，涉嫌23人一网打尽。，刘鸣锺被捕后，估计自己难免一死，他说共产党人被枪毙的时候都会喊“共产党万岁”，自己不是共产党，只能自己给自己喊一声“刘鸣锺27岁”。，1951年1月18日早晨，父亲等人在台北街头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后被押赴马场町行刑。父亲双手双腿被打断后，用绳子吊在卡车上示众，他的英勇形象感动了台湾民众。，笫二天的台湾报纸上，都刊登了这则消息。我当时想不明白，这样公开报道的消息，大陆为何会封锁十余年？，我看着案宗出神，，吴石也好，父亲也罢，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完美理想主义者。，我只希望这样的悲剧永远也不要再发生了。，互助会的人看着出神的我问：“戴龙是匪首，很有名气的。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呢？”，他们不会相信，台湾政治受难者名单和墓地公开十多年了，大陆大多受难者家属都无处知晓。，有人又问，你们领到了多少补偿费？，什么？补偿费？沒有的，一分也没有。，哦，我们发的叫抚恤金，450元，我母亲在世时每月有五元。，大家愕然。，我才得知，台湾当局1998年通过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凡符合条件的，可以得到六百万至四百万台币的补偿。只是，这项工作已经结束了。，我只能呆呆听着，百感交集。，带着城隍庙的五香豆和上海的糕点，我去看望伯父。见到大陆来的亲人，伯父老泪纵横：“你阿爹游街的时侯我看到的，……真惨啊！你阿爹这个案子，我们台北的戴家……有九个人受牵连啊！”，来台北九天，下了九天的雨。大慨是六十五年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感动了苍天，迁墓的前一天，雨竟然停歇了。，我笫二次来到六张犁，这是台北东南郊的一片山地，黑色大理石的公祭碑上刻有“人民忠魂”四个金色大字，一年一度的秋祭在这里举行。，点香，燃烛，烧纸，供上水果鲜花，带着孩子们一齐跪拜，告慰父亲：爸爸，我们接你回家！，地很湿，挖开表土，下面是烂泥和树根。，鬓发斑白的林先生用铁镐挖断树根，一锹一锹地铲土。他管理墓地多年，当年不少受难者是外省人，没有亲人收尸，政府就发七十元钱叫他们埋葬。，那时用的薄板棺材，外面用粉笔写上号码，有时一场大雨，号码冲掉了，所以造成了姓名不详。也有的因为水冲土掩，坟墓坍塌，遗骨散乱。，这么多年没有人管理，一片野树荒草，所以寻找和迁移都有难度。，我这才知道，当时大多烈士都是草草掩埋，像父亲这样墓碑墓地完整的不太多。，只是年代久了，父亲墓里的遗骨不太完整，泥土中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骨殖，林先生轻轻地捡起来，和着墓地的泥土，小心地一起装进大理石的骨罐。，林先生一边收拾遗骨，一边轻声说，戴老前辈，回家了！，我一路紧抱着杏黄色绸缎包裹的大理石骨罐。，回家了，爸爸，我们回上海了。，戴筱萍是极少数找到了自己父亲的幸运儿。，大多的人连父亲真实名字都不知道，更不可能知道谁是父亲的上线，又是谁派他们去的台湾。，要想证明失踪的父辈是个坚定的革命者，难如登天。，这些无名英雄的名字也许终将无人知晓，为了使命和信仰而牺牲的人，不应该，也不会被忘记。，70年过去，两岸关系依然复杂严峻，戴龙他们的理想还未实现。但两岸合力，让他们遗骨返回故乡，既是人情义理，也是历史和解的重要一环。，北京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英名墙上，还预设大幅空位，留给后面寻找到的历史失踪者。，今天，我们记录下这些无名英雄的故事，也是来反观和激励自己，一代人干好一代人的事，别忘初心。，总有一天，历史回家，人性也会回家。，编辑：罗伯特刘，

来自：掌上乐园

醒着，做梦

沙发 醒着，做梦说：
真实战争故事，5月19日，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2009年，电视剧《潜伏》霸屏荧幕。
余则成和翠萍的命运，也让观众牵肠挂肚了十余年。
后来随着两岸资料的解密，大家已经知道，余则成的结局，只有牺牲。
或许你会问，那翠萍呢？，还记得电视剧结尾，翠萍抱着孩子站在山头上，望着远处的重重大山，眼神里是焦虑的等待和未知的迷茫。
大家当时都对这个结局意难平，心想作为幕后功臣的翠萍，应该享受鲜花和荣誉。
其实，真实的故事比电影更加曲折千万倍。
今天的故事，就想告诉你，翠萍原型真实的结局。
爸爸去哪儿了？，这个问题从我记事起，就不停地在脑海中闪现。
父亲离开我时，我只有1岁4个月，对父亲是完全没有印象。
看到别的孩子都有一位或严肃，或慈祥的爸爸，我家却没有，我很是好奇。有一次我问母亲：“爸爸在哪里？怎么总不见他回来？”，母亲回答：“要等全国解放，爸爸就回来了。”，那时我四五岁，其实并不明白母亲话中的含义。
不久，家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我不仅困惑父亲去哪儿了，更加困惑的是，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干了啥？，那是1954年的春天，我们突然被搬家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住在北京钱粮胡同内一个整洁的四合院里，对面的邻居是刘伯承元帅。
那时家里有贴着美丽花纹、带穿衣镜的大衣柜。柜里挂着父亲的裘皮大衣、母亲的丝绸旗袍。
桌子上摆着手摇式留声机，抽屉里有德国造小孔成像照相机，还有一些小金块、鹿茸等珍贵物件。
家里那时虽然没有父亲，但一直很热闹，我不仅有保姆照顾，每个月都会有穿军装的叔叔、阿姨来家中探望，母亲也是热情又开朗。
记得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叔叔们带我去北海划船游玩，晚上吃饭时我不仅吃到了松软可口的蛋糕，还喝了一杯很甜的饮料，现场醉得不省人事，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香槟。
这一切美好的生活，都因为我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父亲叫刘光典，1922年生于大连旅顺，大学毕业后做医药生意，收入颇丰。从父母的结婚照中能够看出，当时家里的富足。
父母的西式结婚照，父亲做生意经常到处跑，在上海期间结识了东北老乡洪国式，他是中共的一名老情报员。
那时的父亲，是两党都想争抢的青年才俊。父亲最终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队伍。
组织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和洪国式组建中共情报站“华石公司”，相关资料记载：父亲成为洪国式的助手后，不嫌弃共产党穷，拿出黄金10两、美元1000元支持革命工作。
如果按照当时的金价计算，30美元折合1两黄金，这1000美金相当于30两黄金。
“刘光典的贡献是不小的。”这是组织对父亲早期工作的评定。
父亲当时主要负责在上海收集情报，并购买战略物资运回东北解放区，那时要想把盘尼西林这样的战略物资运出上海，是非常困难的事。
当时负责物资空运的飞行员唐玉文对父亲印象极深，说父亲又高又瘦又帅还文质彬彬，大家都习惯叫他“大刘”。
俩人曾约定，等开国大典的那一天，要将家里的黄金当作特殊的党费，全部上交国家，然后带上家人去天安门照张相。
在上海工作一段时期后，父亲被调回沈阳，参加备战辽沈战役的情报工作。父亲开了一家“福生药房”为掩护，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我就是在这个情报站出生的。几个月后，父亲接受任务转战北平建立情报站，此时情报站还是父亲出钱出力，保证同志们生活所需。
此时，组织上已认定父亲是一个合格的中共隐蔽战线战士。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弟乘飞机来到北平，最后入住到北京钱粮胡同的四合院。
当时为了掩护身份，父亲常常带着姐姐去看电影，其实是和战友接头传递情报。平津战役结束后，新中国即将成立，本可以回家和妻儿团聚，但父亲却选择接受新任务，离开北平南下。
在武汉汉口期间，父亲曾往家里寄过一封家书：，“为了今后的生计，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做生意，从此不能再写信。此次外出，要一年多后才能回来，望你们能等我归来。我回来时，若万一失去联系，我会在报纸上用刘芳这个名字刊登寻人启事寻找你们。”，具体父亲去哪儿了？当时全家人都不知道。
这一晃六年多过去，父亲还是没有回家，我们却突然被要求搬家。
新家在北新桥的王大人胡同，是一间破旧的屋子，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东屋。
搬家后，开朗的母亲变得愁眉不展，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她，情况也急剧恶化，还几次被送进医院救治。
母亲出院后，哥姐要去上学，我一人在家照顾母亲，给母亲做饭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
我当时哪里会做饭，记得做的是面糊糊，里面放个鸡蛋和一些菜叶。母亲得的是心脏病，饭里不能放盐，可见这种饭是多么难吃。
母亲身体进一步恶化，不得不住进北京同仁医院。一天姐姐去看望母亲，问她想吃点什么？，母亲很艰难地回答：“这几天一直不想吃东西，浑身没力气。我最想吃点鸭广梨，又甜又软，水还多。”，姐姐立刻出去给母亲买了两个熟透了的鸭广梨，然后一口一口地喂母亲，但母亲只勉强吃了几口，就无力地躺在床上了，她让姐姐把剩下的梨带回家给我和哥哥吃。
母亲和姐姐的合照，几天后，我们姐弟三人去医院看母亲。医生已不让我们进病房，我们三个孩子手牵手依次从玻璃窗前走过。我看见母亲无力地躺在床上，黑头发散乱地落在枕头上，脸色煞白，嘴唇黑紫，身上扎着输液的针头。
我们静静地走过，心中升起惧怕的感觉。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我似乎看见了母亲微闭的眼角滚下了几滴泪珠。她此时在想什么？，母亲当时才32岁，但她再也坚持不下去了。1955年10月18日，母亲去世了。
母亲一走，家里只剩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大人们开始商议怎么安排。
有人提出要送我们去孤儿院。按照当时的情形，说孤儿也不为过，但家里的亲戚认为不合适，一是父亲不知生死，二来家里还有其他亲戚。
最后商议，各亲戚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我们凑合养大。
于是，我们姐弟三人继续住在北新桥。此时家中已是四壁空空，屋中放着几张四腿长条凳，凳子上并排摆放几块长条木板，这就是睡觉用的床。
木板上铺着薄褥子，床上两条被子，姐姐哥哥和我便睡在这样的床上。那时姐姐12岁，哥哥10岁，我7岁。
屋子里不生取暖的炉子，下雪时，西北风夹着雪花，透过破烂的窗户纸飞进屋内。我们姐弟三人缩在一起，常常冻得无法入睡。
母亲去世没多久，家里就来了一个老太太，说是给我们请的保姆。
当时她已56岁，姓南，我们称她为大姥姥，以示与亲姥姥的区别。
她是一个老北京人，满族。南老太太是一个非常爱干净，又十分利落的人。她曾经在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家当保姆，后来离开小白玉霜那里，来到我们家。
那一段时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由于有她的照顾，总算过了一段像样的生活。对于她的关照，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
我总忘不了她过年给我做的猪肉炖白菜粉丝，尽管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发糕之类，只有过年时有些肉及米饭、馒头。
那时吃着这些美味佳肴，真好像做了一回神仙。
南龚氏保姆在我们家待了一年多，我们总忘不了她那勤俭持家的风格、干净利落的形象，及对我们几个孩子的疼爱关心。
大约一两年时间，大姥姥便突然离家而去。我们不知道其中原因，也没太在意这件事。
直到2008年，我才知道保姆的真实身份，以及她为何突然来，又为何突然离去。
保姆一走，我们的日子又开始变得不正常。
最难熬的是饿肚子，找不到东西充饥，我就跑去啃白菜帮子，用牙反复咀嚼，就会有种微微的甜味沁入嘴巴里，吃是吃不饱的，但好歹嘴里有个味道。
小学时有一位语文老师，看我总是向同学讨要食物，便招呼我为她去买街头的烧饼做早点。
捧着香喷喷的烧饼往学校走，我控制不住自己，便偷偷撕下烧饼外面那层酥脆的外皮吃了，一路吃了大半，老师看到也不说什么，还把剩下的掰一半给我。
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为了让我能吃上点东西，才特意让我去为她买早点。
姐姐到女二中上学后，就在学校入伙，我和哥哥的粮票不够用，姐姐总是饿着肚子把一多半晚饭带回来让我们吃。
我就在这样的状态中，一天天长大了。
1966年夏天，“文革”席卷全国，中学停课闹革命了。北京的中学里都进驻了解放军，我们学校来了一位梁团长，他生的浓眉大眼，对我的情况产生了疑问，亲自跑到父亲的单位了解情况。
社会动荡不安，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更加不稳定。在他的指点下，我穿着他送的一身旧军装，和40多个北京知青，主动申请到内蒙古插队，成了一个牧民。
去内蒙古插队前我们姐弟三人在北新桥合影，可能儿时吃的苦太多，对于草原的艰难，我已完全不在话下。
这段知青时光里，我始终有许多问题深埋心底，时刻不能忘怀，那就是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但由于草原和北京远隔千里，以当时的条件，我根本无法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更无力揭开这些谜团。
一直到1970的冬天，经过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努力，我所在的区域终于拉通了电话线，抱着试试的想法，我尝试通过电话联系过一次父亲在北京的单位。
我很幸运，电话竟然接通了。
当时电话全靠人工接线，这通长途电话的成本实在难以估算。听到我询问父亲的消息，接话的那位叔叔又惊讶又无奈，回答我说：，“你远在寒冷的草原，要注意身体，不该问的事不要多问，有了新情况组织上会尽快告诉你们。”，那时距离父亲离家近20年，我第一次主动联系上了父亲所在的工作单位，但仍然一无所获。
我想若父亲再见到他的孩子们，应是相看泪眼，两不相识了。
直到，1972年，我回北京上大学。
后来得知，我上大学的事多靠贵人梁团长在暗中帮助。
梁团长作为一名军人，他去单位了解到了父亲是去台湾执行特殊任务，情况不明导致家人被牵连，就十分同情我。
梁团长还来大学看过我几次，我至今记忆尤深。大学生活最深的感触，是别人都盼着放假，我却最愁放假。一到节假日，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却无家可归，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宿舍，心中难免更多苦楚。
好多同学都帮过我，有的还借过我生活费。现在回想，我这无父无母的无知青年，在十几年的政治运动中，没有出大问题，实属不易。
我就像一直处于如干旱中的禾苗一样，在即将干枯时，不知从哪里洒下几滴甘露，虽不够完全挺立，但使我不至于彻底枯萎。感谢生命中的贤人们。
自从回北京后，我们姐弟都想知道父亲的下落，但一直无从打听。
那时，我已经知道父亲是去了台湾，就想着台湾早日统一，我好与父亲团聚，当面问问他到底做了啥？为什么不敢和家人联系。
但那仅仅是暗藏心底的想法，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
父亲执行地下情报工作，所有情况都必须保密。更何况父亲去的是台湾，两岸长期紧张对峙，要了解父亲的情况真是难于上青天。
直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后，一份秘密材料被传回北京，那是100多个在台湾被杀害的隐蔽战线人员名录。
当时姐姐已经在市政协工作，有更多机会接触到爱国民主人士。一年后，我和姐姐才在统战部看到这份印有“绝密”字样的文件。
我们仔细一看，里面竟然有我父亲的名字。虽然没有详细资料，但明确写着：刘光典，旅顺人。
当时第一直觉不相信这是真的，，父亲怎么会在这名录里？，30多年来，我们姐弟一直相信他还活着。如果他牺牲了，组织没理由不告诉我们。
1991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父亲所在单位的几个同志，将姐姐、哥哥和我召集在一起，对我们正式传达了一个重大情况：，刘光典是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牺牲，年仅37岁。
父亲年轻的容颜就此定格，我们三姐弟听到消息，沉默良久，欲哭无泪。当时，组织为我们安排了一场盛宴，但席上没有一人动筷品尝。
正式宣布的消息十分笼统，父亲去台湾执行什么任务？是怎么被捕的？又是怎么牺牲的？遗骨埋在何处？，这些统统没有。
1992年9月9日，我们正式领到了父亲的烈士证明书，哥哥一家人也从河北农村调回北京工作。
寻找父亲的事情看似已经尘埃落定，但我却在那时下定决心，要把父亲牺牲背后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这个真相，用尽了我的后半生。
就在我领到父亲烈士证明的这一年，台湾作者李敖出版了《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一书。
在这本50万字的汇编里，我首次看到了父亲的名字，他被称作“刘匪”。
书中写道，父亲在台湾的联络人叫王耀东。他是个台湾籍老共产党，曾上过延安大学，参加过抗日战争，在东北成了家。
到1949年年初，为了给解放台湾做准备，一批熟悉台湾情况，又有着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同志，先行被派入台湾，王耀东就是这样一位同志。
王耀东收集情报很顺利，但他没能按原计划在三个月后返回大陆。
为了尽快取回这些重要情报，中央情报部门采取了第二套方案，决定派父亲刘光典去取情报。
1949年10月25日，父亲从香港渡海赴台，和王耀东接上了头，顺利拿到了第一批情报后，返回香港复命。
父亲采用密写的方式，用米汤将情报写在一张包茶叶的纸里，安全带回了香港。
之后父亲一直在香港待命，直到1950年1月6日再次赴台。
但父亲没想到短短两个多月，岛内的形势已变得非常严峻。国民党开始在台湾全岛实行检举匪谍运动。
当时，台湾一名职工月薪约200台币，而检举一名“匪谍”的奖金却高达20万台币。
在连保制度下，被国民党特务鼓励的告密大军，遍及社会的每个角落。各行各业，无不笼罩在特务的阴影之下。
此次到台湾，父亲的具体任务是通知王耀东返回香港；协助洪国式收集新的情报，并取回已收集到的新情报。
前期的工作推进的还算顺利，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
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随后变节。1000多名地下党员被逮捕，中共台湾地下网络几乎被摧毁。
父亲所属的中央社会部，由洪国式直接领导，虽然和蔡孝乾分属不同支系，但岛内风声鹤唳，每一个中共情报人员的处境都变得岌岌可危。
洪国式将收集到的大量军事情报用淀粉密写在纸上交给父亲。1950年2月初，父亲给香港上级报告了“货已办妥，择日返港”的信息。
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立刻得到同意回港的指令。
洪国式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不幸，催父亲速办出境证返回香港。2月28日早上九点，俩人碰面落实返回香港之事。
吃完午饭后，俩人分头行动。父亲去基隆取离境证，洪国式去了台北车站查看车次表。
但洪国式刚到车站，便被抓走了。
原来洪国式领导的情报小组，早已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成功安插了两个卧底进去摸查情况。
一切尽在掌握中才准备抓捕。因担心洪国式是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人员，敌方亦不敢轻举妄动，而是提前挖好了一个陷阱。
让一名国民党特务扮成无赖，跟踪洪国式到达台湾车站，等他在看汽车时刻表时，故意滋事挑衅，两人引发争执。
此时，一旁装扮成派出所警察的特务走上前来，以二人违反戒严法为名，将他们带回了派出所。
警察安抚洪国式说没事，让他提供几个证明人的联系方式，只要能证明他的身份，就可以立刻放他走。
洪国式不知道其中有诈，提供了几个熟人的联系方式。直到敌人将他提供的人员一一抓捕，洪国式才知道自己落入了敌人的陷阱。
反应过来的洪国式面对各种酷刑，和敌人周旋，向敌人提供了一些看似重要的假情报。
比如当特务问交通员刘光典在哪里？他机智地答道：刘光典已经返回香港取电台去了。
当时父亲就在基隆。因为洪国式的掩护，父亲有了逃生的时间。
在台湾官方的资料中，洪国式的记录比较详细，但父亲的情况却很简短。
“刘匪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常年类似原始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至深。”，寥寥数语，却把我的心都揪起来了。
我无法想象父亲当年的逃亡之路有多么艰辛，英俊讲究的父亲，竟然沦落成深山里的原始人。
那段日子我夜不能寐，我实在太想知道父亲是怎么躲过敌人的追捕，又是怎么在山中活下来的。
冥冥之中，就连老天也想帮我们一把。多年后，我的儿子刘新宇在网上搜索爷爷的有关信息，突然在一个台湾的奇摩网站找到一本紫红色小册子，题目叫《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
《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封面，下册子的左下角印有“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编印四十四年元月”的字样。另外，网上还有一张画，画着一个中共“匪谍”在修改身份证的情景。
初看并不知道这个“匪谍”是谁，但下面的一段引文，让我们大吃一惊。引文为：，“刘光典是一名匪谍，他是匪中央政治局派台地工负责人洪国式的交通员，担负香港和台湾的交通联络。”，看到这段文字，我觉得心跳加速了，我不禁睁大了眼睛，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书中写的竟然是我的父亲，这难道是真的吗?，这本小册子当时只发行了1000本，几十年后，还能被我们找到，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
当时，这本小册子正在网上拍卖，定价新台币500元。我赶紧拜托台湾的朋友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小册子买下来。
不久后，这本小册子才来到我的手中。原来这是当年司令部发行的警示材料，，其中详细记载了父亲在台湾的逃亡生涯。
审讯洪国式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负责抓捕父亲的警察判定父亲还未离台，台湾岛内所有的重要港口、码头都贴满了通缉令：，“重要在逃匪谍刘光典，化名刘先农，大连人，较高身材，平时爱穿棕色西装和蓝色中山装，一经发现，立即逮捕。”，父亲的通缉令，父亲在基隆得知洪国式被捕的消息后，当夜返回了台北，去找王耀东，将随身的文件转移后，回到住宿的天星旅社。
确定没有埋伏后，父亲将旅社中存放的行李和情报文件全部带走，再去找王耀东。不知为何，在俩人约定的汇合地点，却没有找到对方。
不敢再住店的父亲，只能在三轮车夫家借宿一晚。
第二天，父亲给组织发了一封电报：“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向组织发出最后警报，通告小组覆灭。
之后王耀东将父亲送往台南山中的亲友家躲藏，白天帮留宿的山民去甘蔗田里收甘蔗，夜晚就睡在人家的牛棚里。
1950年4月国民党特务机关进行全省大检查，山民因为惧怕，不敢继续留宿，父亲只能离开，东躲西藏在王耀东的众亲友家。
父亲催王耀东尽快返回香港，不用再为自己的事情操心。当时王耀东还未暴露，完全可以安全离开台湾。
但他没有，而是留下来想办法让父亲脱身。
为了离开台湾，父亲想尽办法，还托村民去寻找开往香港的走私船，但因为风声太紧，没能如愿。
大家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会有所缓和，但谁都没能想到，国民党戒严令下的白色恐怖整整持续了38年。
越来越紧张的斗争形势，让深陷孤岛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插翅难飞。不久后，王耀东的亲弟弟也被捕了。
因害怕暴露被抓，王耀东也返回台南，开始与父亲一起逃亡。
两人不敢再借宿在亲友家，开始每日都藏在树林里，后来由亲友帮忙在附近搭了三个草寮。
所谓草寮就是在地上挖的地洞，洞口铺上茅草之类的东西来遮风挡雨，每个寮住一段时间后，就要找寻新的地点，搭盖可以匿居的草寮。
即便是这样的藏身之处，依然不能久留，需要随时提高警惕，化解危险。其中一个草寮就曾被路过的女山民看见过，万幸是对方并没有宣扬。
到1952年末，因为身上的钱已经快要花尽，为了维持生活，俩人开始跟老乡学习编制竹器出售来挣些生活费。
父亲托人买来最新的报纸，想尽一切办法获悉最新的时事。报纸上的消息除了国民党疯狂镇压中共地下党，就是不断叫嚣让中共地下党投降自首。
此时朝鲜战争已进行了两年，短期解放台湾几乎无望。但父亲心中的信念没有丝毫的动摇，依然向乡亲们宣传革命理想。
直到1954年2月9日，国民党特务机构破获了另外一个中共地下组织，其中有一位曾经掩护过父亲的老师。
这名老师是王耀东的亲戚，也加入了地下组织。但信念一直不坚定，对掩护父亲很有意见。
与其他地下组织发生横向联系，是情报工作中的大忌。然而敌人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王耀东凭借一己之力，要想掩护父亲脱险，找当地地下组织想办法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果然，这名老师被捕后，第一个出卖了父亲。
国民党特务机关立刻闻风而动，出动大量军、警、宪、特进行搜山。
在敌人上山抓捕之前，潜伏在国民党警察局的一名狱警，赶紧上山通报消息。但是警察很快包围了台南旗山。
父亲和敌方周旋多时，寡不敌众，最后仍然没能脱身，和王耀东于1954年2月13日在台湾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被捕。
一年后，王耀东在狱中被敌人杀害，年仅48岁。
我后来有幸见到了王耀东的外甥。他说王耀东前往台湾时，妻子和儿子都留在了东北。两岸互通后，他多次来大陆寻找，但一直没有音信。
我儿时虽然受了苦，但至少没有和父亲的组织失去联系。而这对孤儿寡母，那些年怎么度过？，一想到这些，我就满心伤感和无奈。
我也在托人寻找这对母子的信息，但至今都没有消息。
2002年，我得知台湾当局成立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匪谍审判案件基金会”。专门负责对戒严时期遭受迫害者进行补偿。
基金会成立当年，补偿金申请案就高达5000件。我也申请要求补偿。
在办理此案时，基金会查阅了许多原始档案，我也因此获得了父亲更多的来自台湾的官方信息。
父亲被捕后，台湾国民党军事法庭认为父亲以非法手段颠覆政府并着手实行，罪大恶极，判处死刑。
父亲不服，上诉后又经二审维持原判。最后，父亲的案件卷宗直接呈到了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在卷宗最后写道：“此案系四十三年所破获，为何延至现在始行判决，查报。刘犯死刑照准。蒋中正。”，蒋介石亲手签令“死刑核准”，父亲被关押近5年时间里，具体经历了什么，我一直无从知晓。直到后来我偶然在杂志上看到一篇名为《一个台湾老兵的回忆》，才有所了解。
这位台湾老兵和父亲正好关在同一个号子里。刚一见面，我父亲就自报家门，这让老兵对父亲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因为在监狱里很多人都不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
在老兵的回忆中，我父亲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后来才发现父亲很能干，不但会说闽南话，还会说日本话。
而且我父亲很仗义，每次发现菜里有肉片，都会对台湾老兵说：“小张，你吃。你身体不好。”，记得有一次，小张问我父亲：“你干嘛来台湾？”，父亲回答：“我奉命。”，台湾老兵为此心生敬意，知道父亲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但也为父亲的牺牲感到惋惜。
老兵只言片语的回忆记录，让我对父亲有了更多了解。即使在狱中，父亲也保有自己的风骨。
1959年2月4日，这一天是立春，我父亲被杀害于新店安坑刑场。
这一天他们为父亲照了两张照片。
行刑前的照片中，父亲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写有“刘光典”三个大字的牌子，只见父亲微微向右歪着头，目光坚定，不屑地望着敌人的镜头。
行刑前的父亲，这是父亲被押赴刑场，行刑前的存档照片之一。
而父亲牺牲后的照片，却仰面朝天，怒目双睁，死不瞑目。
每当看到这里，我都心如刀绞。我常常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父亲走过那艰难的岁月。
申请赔偿的路很曲折，唯一欣慰的是，我竟然找到了父亲的骨灰。
那是2003年，台湾当局决定将台北市郊的马场町和六张犁开辟为纪念公园。这两处是当年白色恐怖时期行刑和埋葬受难者的地方。
为了重修六张犁的灵骨塔，有关部门向社会发出公告，请亲属暂时将塔内骨灰领走，待灵骨塔修好后再行安放。
在骨灰名单中，有我父亲刘光典的名字。台湾友人帮忙将父亲的骨灰领取出来，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把写有“刘光典”名字的骨灰坛照片发给我。
父亲的骨灰坛，看着照片，我百感交集。父亲离家时我才1岁多，毫无印象，而此时我已年过花甲，父亲却已变成一坛忠骨。
我对着骨灰坛照片默念，我一定找机会把您接回家。
历时四年之久，我终于接到基金会的来信。基金会经过认真核实，认为我父亲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中共匪谍。
他们补偿条例中有规定，对于这样的人是不予补偿的。
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我要的并不是赔偿，而是要台湾官方的认定，只要台湾认为他是坏人，对大陆而言就是好人。
有了这些确凿的证据，我们把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
看过这些材料后，有关部门的同志找到我们，揭开了一个尘封了50多年的秘密。
父亲在台湾被捕后，基于其特殊的身份，台湾特务机构安排了一个长相酷似父亲的人，到香港散布反共言论，表示跟共产党决裂。
当时，许多认识父亲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都以为他叛变了。
在国民党这场精心策划的离间计下，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小四合院，早已成了公安部门24小时不间断监视的对象。
为了抓住“叛徒刘光典”，公安部门在我们家四周安排了值班人员，日夜坚守。随后才被迫搬了家。
母亲去世后，有关部门解除了对我们家的监视。但家里突然来的保姆，说是照顾我们一日三餐，实际上更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监视家中是否有生人来往。
为了进一步搞清她的身世，我特意去现在的北新桥派出所查阅户籍档案，查到曾有一个名字叫南龚氏的，生于1900年10月。
大姥姥离开我们家后，我们三个孩子总是想起她。她70岁时，我们还去家中看望过她。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才彻底跟她失去了联系。
现在想起此事，直让我有些感慨，心中滋味难以言表。
除了大姥姥，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在我家中的床底下存放着一把日本军刀，那是父亲从东北老家带来的。有着十分漂亮的刀把和刀鞘，抽出之后是锃光瓦亮的刀身。
原来这把刀一直放在家中平安无事，但在我们搬家不久，刀就被要求上交，当时原因也不得而知。
以后，我们的生活逐步艰辛。后来慢慢长大，在学校上学时，加人共青团也受到了阻碍。姐姐和哥哥大学毕业后也相继被分到偏僻的地区任职。
多年以来父亲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们，似乎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团团迷雾和片片阴影时时刻刻笼罩着我们。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少年不识愁滋味，最痛苦的是我们的母亲。
母亲名叫王素莲。她是千万个隐秘战线情报人员家属中，最普通的一个。
自我懂事起，母亲的性格是开朗的。母亲结婚前拍过的一张单人照里，她梳着披肩发，额上是齐齐的刘海儿，素雅的条纹旗袍外套着一件温婉的短衫，五官匀称端正，气质斐然，绝对的东方美女。
母亲的单人照，家中保留的两张父母的结婚照，一张中式、一张西式，那时的母亲，时尚又端庄，和父亲男才女貌，惹人羡慕。
母亲和父亲一样，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深知隐秘战线的艰辛与不易，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在父亲身边，在背后为他默默操持一切。
即使是在父亲被组织判定“不明原因的失联”后，也毫无怨言独自抗下了这一切，把我们隔离在阴霾之外，没有把年幼的我们拉进这场政治阴谋下的噩梦。
在寻找父亲的真相中，我还联系上了洪国式的夫人，她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电话一接通，她就先问我母亲还好吧。
我在电话中问她：“伯母，洪国式后来有消息吗？”，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他没有像你爸爸那样被追认为烈士。”，后来我才知道，被捕后的洪国式很快被安排到台湾的绿岛上，让他做教官，进行岛上关押的地下党和战俘的劝服工作。
于是有关部门认为洪国式已经叛变，因而将他定为叛徒，组织也要求他的妻子与他离婚另嫁。
其实，洪国式当着敌人的面假装劝降，暗中却鼓励大家坚定革命信念。经过十年的艰难曲折后，他被敌人暗杀，并被残忍地肢解后抛入河中。
后来组织上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给洪国式做了结论、对他的评价更正为：“因公牺牲”。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如果知道，也不会提及老人的伤心往事了。
而母亲的心事我却再也无从得知了。
记得母亲卧病在床时，常常用枕头支撑着身体，用一只旧笔练习写字。她常叨念：“我病好了还要去工作，要练好写字的基本功。”，然而，母亲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
母亲临终前，曾对姐姐说：“天马上凉了，可你们的过冬棉衣还没准备好。唉，都是我不争气，太不够当妈的资格了！”，姐姐听后，怕母亲难过，马上说：“妈，您心脏不好，爸爸又不在，一个人把我们养这么大，太不容易了，怎么不够格，您是世上最合格的妈了。”，记得给母亲送葬时，姥爷跟在一辆马车后，马车只能放下母亲的一口棺材。姥爷从崇文门走到北新桥，再向西拐到交道口，然后向北到安定门城楼。
那时，我还不太懂什么是幼年丧母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
我们三个孩子，站在城门外，只觉得北风忽忽地吹，眼中含着泪，看着姥爷一步一步跟着拉着母亲棺材的马车向北走去，直到消失在远方。
我不知道母亲该是何等地信任父亲，若她知道父亲“失联”、“叛变”背后的真相，也能去得安心了吧。
2008年，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和姐姐去台湾祭拜父亲，同时接父亲回家。
站在父亲战斗并献出生命的土地，我在想，只有两岸早日和平统一，父亲的牺牲才会有意义。
父亲最后一次离开北平，运送他离开的，正是之前上海和他一起执行运输任务的飞行员唐玉文。
唐玉文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飞机从北平起飞，穿过一道又一道云层，父亲就静静地坐在副驾驶后面的位子上，没有像往常一样一直跟他聊天说话。
作为亲密的战友，他感觉父亲当时心里好像有话要说，但一路上，他就这样静静地坐着，透过玻璃窗户望着机舱外的大地一点点远去，没说一句话。
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我想，那时的父亲，一定想过为信仰而献身的念头。
我们姐弟商议后，决定只接回父亲一半的遗骨，葬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另一半骨灰继续留在台北的人民忠魂纪念公园。
等两岸统一的那一天，再将父亲的遗骨合葬在一起。
而母亲的遗骨，却因为坟场在文革期间被移平，至今不知去向。
曾经恩爱幸福的父母再也不能团聚了，2009年春，我联合其他台湾同胞一起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建立一座专门纪念这批烈士的场所。
四年后，“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父亲和其他846个人名被刻在花岗岩墙壁上，他们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台湾牺牲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
而据我多年调查所知，1949年前后，共有1500余名情报人员秘密派遣入台，其中1100多名牺牲。
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大多还在保密之中，不被世人所知。
我认识刘玉平伯伯已经四年多了。他寻找父亲的经过也已集结成书。
他说这本书不仅是献给父亲的，也是献给母亲的。
每一个从事隐秘战线的战士，最开始都是要有信仰的，因为没有信仰，会心生畏惧，孤军作战，随时可能会死。
可是他们的家属，大多不过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不懂丈夫的政治信仰，更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在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中，她们日夜为丈夫担惊受怕，更没法判断哪个势力背后可以不死人。
唯一能支撑她们的承受这种超负荷的精神压力，只有对自己丈夫义无反顾的爱。
爱，就是她们的信仰。
本文选自《寻找父亲——刘光典烈士的红色足迹》，获作者刘玉平授权独家编辑，并提供相关照片，如有转载联系本公众号，编辑：赵斯卡罗伯特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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