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楼 醒着,做梦说: 真实战争故事,9月1日,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1945年9月2日,日方代表登上“密苏里号”美军军舰,正式签署投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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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落下帷幕。
9月3日,举国庆祝3天。这一天,也成了我们现在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这一历史性时刻虽然过去76年,但全世界人民依然要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而警惕的背后,是铭记。
铭记惨痛,更要铭记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一个个普通人。
就如今天故事的主人翁姚骥一样,他放弃和美的家庭,放弃晋升的仕途,冒着众叛亲离的风险,赶赴战场。
如数以百万计的抗日烈士一样,他没能活下战场,他的热血忠骨,只换来了24斗稻谷。
碾成大米,不到150斤,和他的体重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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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8日这天,我醒来和往常并无二样。夏日的阳光铺在地上,屋后的山上鸟叫声很闹。
闲来无事,我扶着墙慢慢走去邻居家聊天,中途儿子突然找了过来,他附在我耳边说:“妈,有人找你,我扶你回家。”
家里好久没来客人了,谁会找我这个老太婆?
只见家中有四、五个男的,其中有个年轻人很客气,给我提了一袋水果,他说自己是浙江常山箬溪抗战纪念馆的,叫张鸿飞。
我今年都85岁了,不知道他们找我有什么事。
张鸿飞拿出了一张纸给我,我没读过什么书,认字不多,但这张纸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那是75年前,母亲写给政府的一封求助信。
我是真没有想到,都过去75年,这些年轻人竟然能找到母亲写的这封信,还专门找上门来了解父亲的事情。
这是大事,我得去母亲坟前告诉她一声。
我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爬不了山了。我让儿子带他们去,我坐在门口,一边等他们回来,一边想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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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6岁那年的秋天,我和哥哥从外面玩回来,家门口一个陌生男子正看着我们笑。
这个人我似曾相识。
“你们快叫爸爸。”母亲对我和哥哥说。
我想起来了,我在妈妈藏着的信封里见过他的照片。那是一位穿一身笔挺军官服的男子,目光很有神地看向远处,威风凛凛。
这次,父亲是从抗日前线回来探亲的,他已经离开家4年了。
这四年村里发生了很多大事,我们家的豆腐坊没了,田地里的晚稻也没有人种了,荒草长到半人多高。
父亲的回家,犹如一道亮光,刺进这被愁云包裹了三个月的小村。
三个月前,我们村里刚刚惨遭日军屠杀。
那是1942年7月11日。一早听说日本鬼子已经离村子不远,人们像一群惊恐的麻雀四处乱飞。
祖父什么东西也顾不上收拾,带着一家人慌里慌张地躲进后山茂密的树林里。6岁的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就在这一年的年初,日军攻下了衢州,入侵衢州的日本鬼子丧心病狂、非常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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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衢日军部队爬入衢州城墙缺口
祖父说他们不是爹妈生的,他们看到男的就杀,留下不杀的就抓去当挑夫,看到女的就强奸,看到东西就抢,看到房子就烧。
日军鬼子说自己是皇军,我们村里都叫他们是害人的蝗虫,飞到哪里,哪里就遭罪。
对日本鬼子的暴行,一传十、十传百,村民们早听说了。遇上我不听话哭闹时,母亲就说:“日本鬼子来了。”
我被吓得一声不敢吭,虽然我没见过他们长啥鬼样。
此刻我们兄妹躲在后山的树林中,看到紧张的祖父,我们也紧张得大气不敢出,虽然离村里有段距离。
村里一些行动不便、年老体弱的和妇女儿童来不及逃走,一起躲在长满茅草的水坑,只露出一个头。
我的好伙伴姚娜你也没来得及跑,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她最爱臭美,经常带我到田头去采野花。
进了村子的日本鬼子先是抢东西,看到无人,接着就是点火烧房子,浓稠的黑烟把白晃晃的日头也遮去了。
不知什么原因,日本鬼子发现了水坑里的人。一个个被从水坑里拖出来,个个吓得瑟瑟发抖,滴滴水珠落在脚下的泥土。
日本鬼子让他们站成一排,用刺刀捅,一刀又一刀,把人全部杀死后,丢进了水坑。
鲜血流到水坑里,水被染成了红色。招来许多绿头苍蝇,厚厚一层盖住了整个水坑。
红色的水坑,又变得黑乎乎的。
从后山上可以隐约听到村子里的惨叫声,所有人都惊呆了,祖父用颤抖的手捂着我们的嘴,不让我和哥哥发出一点声音。
一个多时辰后,日本鬼子走了,我们返回时,村子已经变了模样,我都认不出来了。
水坑边的血,已经变得黑乎乎的,大家把被屠杀的村民从水坑里一个个捞出来,一共13人,姚娜你也在其中。
有的人哭,有的人骂,空气里全是焦糊味,惊吓过度的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我有些吓傻了。祖父拖着我往回走,一家人赖以生存的豆腐作坊,除了几个泡豆子的大水缸,全被火化为了灰烬。
一袋袋用来做豆腐的黄豆,烧得像一堆老鼠屎。这个豆腐作坊,是祖父一生的心血,是他全部的希望。
望着被魔鬼毁掉的废墟,祖父对村里人说,要是姚骥和他的部队在就好了,把这帮畜生干掉,为大家报仇。
听到这句话,母亲抹起了眼泪。祖父一直不肯原谅父亲,这些年还一直怪罪母亲没能留住父亲。
这一天,祖父终于明白了父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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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开豆腐作坊,农村有句老话叫作“世上活路三行苦,撑船打铁磨豆腐”,祖父靠长年累月的辛苦操劳,家里的豆腐坊积累了一些财产。
这些家财,祖父看得很重,是要用来改变孩子的命运。于是当我的父亲姚骥出生时,祖父决定不惜代价,要把他培养成识文断字的人,为姚家光宗耀祖。
父亲有这个潜质,从小聪慧,一首唐诗看上两遍,就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毛笔字也写得有模有样,邻居家过年贴的春联,都是请他来写的。
方圆十里内年纪不相上下的学生里,父亲成绩是数一数二的。
后来,祖父把父亲送进了城里的新式学堂,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已经是我们那小地方最高的学历了。
父亲毕业后在乡里的小学谋到了一份教职,20岁那年,就当上了校长,是全县最年轻的校长。
一身中山装,头发用蘸水的梳子梳过,抱着册书从学校走过的父亲,又文雅又帅气。虽然在学校里父亲说一不二,但在祖父跟前,他是一个大孝子。
祖父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不敢有丝毫违抗。一天,祖父对父亲说,你该结婚成家了。
父亲满口允诺,一切听祖父安排。
祖父当时早有合适人选,就是我的母亲黄郁郁,娘家在江西省玉山县双明镇的一个村子里,跟我们家也就相距10多里路。
祖父是去那村卖豆腐见到我母亲,就萌生了要给儿子娶亲的念头。贤妻良母,祖父看人很准。
父亲青年才俊,又是学校校长,家境也不错,这样的男方十里挑一,母亲家很满意,俩人还没见面就定了亲。
先结婚后恋爱,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一日比一日深。三年后家里有了哥哥和我,一儿一女,凑起来是个“好”字。
街坊邻居都说,姚家祖坟上冒青烟了,要什么就来什么。
父亲料理完学校的大小事务,就飞奔着回家,照顾我们兄妹,还教母亲写毛笔字,握住她的手,在纸上写好长时间。
母亲后来的毛笔字写得很不错。她的一封信还存在了历史博物馆。
可惜我们家这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没过了几年,就戛然而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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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激怒一大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愿眼睁睁地让人欺负,父亲就是里面的一个。
父亲发动组织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成立了宣传演剧队,以演戏、演讲的方式,在集镇上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
演戏的服装,是父亲拿回来让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
刚开始,抗日宣传激励了许多老百姓,大家纷纷举起拳头喊口号。可时间一长,新鲜劲过去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少,他们有自己的生计要忙碌。
好多老师和学生也都泄了气。大家都以为,外面的世界,离我们这个遥远的小村很远。
可这团火在父亲的胸口始终没有熄灭,他也明白过来,靠这样演演戏喊喊口号,是赶不走日本鬼子的。
一天晚饭后,父亲找到祖父,说要去当兵打鬼子,他看到了张贴在村口的《征兵令》。
祖父听后愣了片刻,把全家人叫了过来,用手指挨个点过去,家里以后全靠你,你去跟日本鬼子拼命,真把命拼没了,这一屋老老小小指望谁去?
父亲一开口,就露出一股子书生气:倭寇不除,何以家为?
祖父也里没有半点商量余地,父亲是个教书先生,把书教好才是本分。
但这一次,祖父的威严,没有压住父亲。
1939年中秋节刚过,父亲跟以往一样跨出了大门,连行李都没有带,走在了那条出村的道路上。
母亲跟以往一样,拉着3岁的哥哥和2岁的我,呆呆地送父亲出门。
到了傍晚,母亲没有像以往一样依靠在门框上等待父亲,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丈夫今天不会出现在回家的道路上了。
早晨出门时,父亲说了,中央军校要在金华招收一批学员,毕业了就可以带兵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他一定要去。
母亲不大懂什么“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大道理,但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个读书人,他做的事情肯定有道理,作为妻子,就应该无条件地支持他。
而祖父得知后,用力拍打自己的胸脯,直呼这个儿子算是白养了。那天,祖父一口饭也没吃,就回房睡觉,一夜都在唉声叹气。
不久,父亲写回了一封信,可祖父连拆都没拆开。他不能原谅儿子的擅自决定,也一直在责怪母亲为什么不阻止他。
后来,父亲又写了许多信回来,祖父一封信也没有拆,怎么也不肯原谅父亲的不辞而别。
祖父不理解,母亲只能低着头,什么也不作解释,晚上就偷偷看父亲的信,得知父亲离家后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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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父亲是一个人去参军的。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重要关头,中央军校二分校扩大招生计划,当年在浙江宁波、金华,河南南阳,湖北宜昌、巴东,湖南常德、邵阳等地,一共要招录4000多人。
经过考试,父亲成为了中央军校二分校第十七期第六总队第七队的一名学员,学校当时在湖南的武冈。
武冈地处湘西南,是通往广西、贵州的要道,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各省招录的学员和父亲一样,一路风餐露宿,步行几百公里,边宣传抗战边前往学校,人人精神振奋,没有一个掉队的。
至今,武冈的岩洞上,还留有军校学生书写的殷红标语——“好男儿杀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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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校第二分校旧址中山堂
父亲他们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投考军校,在军校经过一两年的磨练成长,英姿风发奔赴抗日战场。
1941年6月,父亲从中央军校二分校毕业了。令父亲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被分配到前线连队,而是去国民党第19师当了参谋长的助手。
父亲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参谋长完成指挥、训练和情报收集整理等工作。当一名文职军人,出不了汗,也流不了血,安稳倒是安稳的,可这不是父亲当兵的目的。
他想跟日本鬼子在战场上相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父亲一次次要求下到连队,不要官职,当一名普通士兵也行。
参谋长非常欣赏父亲,有意把他留在身边好好培养,希望以后能是一名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指挥官。
那时候,普通士兵好招,优秀的指挥官难找。
参谋长生气了,把父亲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顿,国家花大钱教会大家打仗,是让你懂得怎么带领士兵打仗的,不是去前线逞英雄,送死。
当兵不打仗,还算个什么?父亲还是想不通。
父亲更想不通的是,都两年了,家里一封回信也没有,祖父再怎么生气,两年也该消了吧。
父亲离家最近的一次,是参加浙赣会战,他所在的第19师奉命开赴江西上饶的沙溪,担负铁路沿线的守备任务。
沙溪离我们老家不到80公里路,父亲本以为,国军兵力远超日军,等打败他们,就可以回到家里,跪在祖父面前陪罪。
但这场战国军打得很窝囊,日军攻下了衢州。这也是鬼子来到了我们村屠杀的原因。
那一天晚上,祖父让母亲把父亲几年来寄回来的信都交给他。
祖父读书不多,信上的字不识几个,他用长满老茧的手慢慢地抚摸信纸,发出沙沙的声响,我都有些担心会把信纸勾破。
祖父又从信纸上抬起头来,对母亲说:“还有一样东西怎么不给我看?”
母亲一时没有恍过神来,祖父用手指在半空中比划了个方块。母亲明白过来,是父亲寄回来的那张穿军装的照片。
想不到,祖父原来知道照片的事情。祖父端详着照片中的儿子,眼睛都不眨一下,说:“他像我。”
祖母和母亲只敢偷偷地抿嘴一笑,大家都知道,父亲其实长得更像祖母。
从此后,父亲的这张照片,被家里人当成了宝贝。
日本鬼子杀害了13位村民的水坑,大家走过时都能感受到寒气,被村民称为“血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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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镇里立了“血泪坑”纪念碑
这次父亲回家探亲,第一时间买了香纸,带着我和哥哥去血泪坑祭奠,这些惨死在水坑边的平民百姓,全是父亲熟悉的街坊邻居。
水坑边的人越聚越多,有人嘤嘤地哭起来,后来,哭声连成了一片。
父亲也哭了,恨自己的部队没能守住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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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毕竟是小孩,很快,我们就忘记了血泪坑的悲伤,跟父亲亲得不行,整日都缠着他。
父亲把村子里的孩子组织起来练正步走,让我们排成队,上身挺直,两腿绷直,两臂高摆,目光前视齐步往前走。
可惜父亲只在家住了10来天,就要返回部队了。不仅我们一家人,全村人全都站在门口看着父亲走远。
我要追上去,被祖父有力的手紧紧抓住。走到村道的拐角处,父亲回头望了一眼,笑了一笑,牙齿很白。
那天,跟父亲一起离开老家,走上抗日前线的还有一位名叫姚会山的青年。
他和父亲从小一块儿长大,两个人形影不离,是父亲的小跟班,他也非常希望跟父亲一样参军打鬼子。
要不是姚会山,父亲后来的事,我们就一无所知了
父亲离开后,收到部队上寄回来的信,成了全家人最盼望的事情。
从这些信里,家里人知道父亲在做些什么,还有一点大家不愿说出来,能收到信,说明他还活着。
有在外打鬼子的父亲,村里人都高看我们一眼。
我们一帮小孩经常在一起玩父亲教的正步走,他们都让我和哥哥排在队伍的最前头,玩打仗的游戏,也是让我和哥哥当首领。
祖父的豆腐作坊被日本鬼子烧掉后,家里变得一贫如洗,重新租了一块地,开始在土里刨食,农活忙不过来时,不用吱声,邻居们就会来帮工,连口茶水都不喝。
但从1943年11月份以后,家里就没有收到过父亲的信件了。
每次看到邮差,祖父都要拦住他问来问去,还去翻找邮差的邮袋,怕信件被遗漏。
一家人心里很不踏实,但从来不敢谈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父亲的信息。
1944年3月底的一天,我和哥哥在家门口玩泥巴,母亲在厨房里铡猪草。几个村子里的男孩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有人找你们家来了。”
我们的村子不大,外地人来村里找人,都会在村口问路。村口玩耍的男孩得到消息,先跑来报告了。
我和哥哥推掉泥巴站起来,母亲也放下铡刀,祖父母从屋子里走出来,一起望着通往家门口的路。
春日阳光明媚,一群人行走在路上,鞋尖踢起泥土,粉尘扬在空中。他们有的空着手,有的挑着箩筐。
他们越走越近,后面跟着一群村子里的大人小孩。
来的人有七八个,有穿军装的,有当地乡政府的,他们个个都面色凝重,把一张薄纸递给母亲,还有24斗稻谷。
那张薄纸,是父亲的阵亡证明,24斗稻谷是抚恤金。
父亲拿他的生命,换来的是一张纸和24斗稻谷。
斗是以前的计量单位,1斗相当于现在的10斤,24斗也就是240斤,碾成米,也就150多斤。父亲高高壮壮,体重也是150多斤。
来人安慰了几句话后,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母亲拿着那纸,眼泪一直往外流,我和哥哥也哇哇大哭起来,虽然我们并不到牺牲是什么意思。
祖父没有哭,找出了香纸蜡烛和一瓶白酒。
祖父要给父亲点香焚纸祭酒,他都分辨不出东南西北了,一连声地恳求大家,谁知道湖南桃源的方向,快告诉我。
那张阵亡证明上说,1943年11月20日,父亲在常德会战中牺牲在桃源县一个叫漆家河的地方。
父亲已经去世半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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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78年后,我们才在军校花名册里看到他的名字
村里没有人知道湖南桃源的方向,一位邻居跑去学校找出一份地图,看了半天才搞清楚方位。
祖父拿一根木棍,在地上画了一个圈,留出一个开口,朝着湖南桃源的方向,然后把蜡烛香纸放在画好的圈内点燃,把酒洒了圈,说:“姚骥,我的儿子,要记得回家。”
这是我们当地的风俗,给死在外地的亲人烧路头。蜡烛香纸烧着后,烟气笔直,人们认为,这是死者收到了家人给他烧的东西。
祖父终于号啕大哭起来。
在我们老家有一个说法,人死在外地,不能魂归故里,就会孤孤单单地四处飘零,灵魂永远得不到安息。
母亲要去找父亲,把他的尸骨带回家。但外面兵荒马乱的,她能上哪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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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父亲牺牲后,祖父一病不起。
父亲拿命换来的24斗稻谷的抚恤金,一个多月就被吃完了。
祖父就是饿肚子,也不肯吃这些稻谷碾的米,他不忍心吃,也吃不下去,他说:“你叫我吃自己儿子的肉吗?”
我和哥哥年龄尚小,生活的担子全落在了母亲瘦弱的肩膀上。母亲日渐消瘦,时常会倚着门框发呆。
门口的那条小路上,不会再有父亲的身影了。我虽然不太懂牺牲意味着什么,但这一切都是因为日本鬼子,我恨死了他们。
直到我8岁那年,日本终于投降,村里放起了鞭炮,可我们家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进出村庄的那条道路上行人多了起来,有逃难回乡的,有卖手艺做生意的,还有几户人家娶媳妇嫁女儿,生活慢慢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有些人的生活可以回到过去,有些人不能。
直到11月份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人,母亲定眼一看,是村里跟着父亲一起去部队的姚会山。
一家人把他围在中间,都想知道父亲是怎么牺牲的。
姚会山当年跟着父亲到了部队后,在国军第19师55团做了一名普通士兵。很快日军逼近湖南常德和桃源。
父亲再一次要求下到连队,下到战场前线,参谋长还是想把他留在身边,父亲就跟在他后面,连上厕所也跟着。
参谋长见他态度如此坚决,想到连队确实需要一批有指挥才能的军官,就同意了父亲的恳求,让他去第19师55团1营3连担任中尉排长。
临走前,参谋长握住父亲的手说,机智一点,留条命回家。
回家,是父亲希望的,也是所有走上战场的士兵的希望。可不把日本鬼子赶走,有家也难回。
父亲和战友们受命驻守在一个阵地上,拖延日军的进攻。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很大的战斗。日军飞机像蝗虫乱飞,下饺子一样地往下扔着炸弹,掀起来的泥土把人都埋住,子弹呼呼地从耳朵边划过。
没有人是真正不怕死的,有个别士兵吓得尿了裤子,可等枪响之后,杀红了眼睛,就管不了生死了。成立敢死队,没有人不报名。
几轮攻防,战友们伤亡过半,阵地上尸体横七竖八。日军的进攻,潮水一样,一轮接着一轮,一浪高过一浪。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用自己的肉体,去堵这些洪水猛兽。
战场上,人命是最贵的,人命也是最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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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父亲接到命令,需要火速赶往常德西北40公里的漆家河,协同友军侧击日军。
气还没有喘过来,战斗又打响了,四起的硝烟遮去了太阳,大白天像黑夜。日军调防十分迅速,父亲和战友们三面被包围了。
敌机又来助战,飞得很低,炸弹扔下来,很有准头,把刚刚挖起来的简易堑壕荡平,父亲和战友们无处藏身,一个个暴露无遗,成了敌人的活靶子。
一发炸弹落在父亲身边,炸出了一个大坑,父亲一看,这不是一个现成的掩身坑道吗?顺势一滚,身子就藏了进去。
父亲连忙让战友们学他的样,借助弹坑掩身。但敌人的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落下,来不及躲避的战友因此牺牲了。
父亲在军校里受训过,打起仗来确实有一套,手枪、步枪、机枪、手榴弹,各种枪支弹药都能用得很好。
但此时,他们快弹尽粮绝了。日军又冲了上来,这一次他们采取了分散队形进攻的方式,猫着身子向阵地逼近。
阵地上,能坚持战斗的有生力量已经不足三分之一。日军每发起一次进攻,飞机就要先来轰炸一番。
突然,一颗炮弹在父亲身边爆炸,弹片击中了他,血立即洇湿了他的后背。
父亲想要站起来,但浑身都使不上劲,身边的战友问:“姚排长,你怎么了?”
已经连续作战了20来天,父亲的身体早就虚弱不堪,他努力地做出一个打枪的手势,意思是让战友别管他继续战斗,人就休克了。
战友就把父亲背在身上,准备送往后方医院抢救。没走几步,又一发炸弹落下来,两个人被震得飞了起来。
等战友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重新要去背父亲时,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常德会战结束后,姚会山多次打探父亲到底埋葬在哪里。但是,没有人知道。
当时,打扫战场都很匆忙,安葬阵亡将士也很简单,随便挖一个坑埋进去就算完事,有的甚至连一块墓碑都不立,地下躺着很多像父亲这样的无名英雄。
从姚会山这里,我们再次确定,父亲姚骥于1943年11月20日,牺牲在湖南一个叫作漆家河的地方。
阵亡证明上也是这么写的。
此时的母亲无心考虑找父亲,迫在眉睫的是一家老小怎么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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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主梁倒了,房子就塌了。
父亲阵亡,祖父病重,家里已经揭不开锅有段时日,饿肚子成了我童年时最深的记忆。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发布消息,要向抗战阵亡将士家属与遗族颁发抚恤金,听到这事,母亲稍微感到安慰。
可左等右等,没有任何下文。
母亲再也熬不下去了。一天晚上,母亲在煤油灯下,拿出了毛笔和纸张,用父亲教授给她仅有的一点文化,给县政府写了一封求助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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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张鸿飞给我从档案馆里找来的母亲手书
求助函要求核发阵亡遗族抚恤金,以维持一家人的生命。信件没有任何回音,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一次次去县政府询问。
从家里到县城,有20多公里路,我们坐不起车,都是一步一步走着去,一步一步走着回来的。
母亲是小脚,每天从早上出发,回到家里天色已黑。母子3人的脚板都走出了水泡,晚上用木刺刺破放血水,钻心地痛。
路上的野狗还特别的多,专找我们这样贫困的人发威,哥哥手上拿着一根木棍用来赶狗。有时中途突然下大雨,我们仨人淋得像落汤鸡,冻得上下牙齿打架。
好在遇上个好心人,把我们请到家里躲雨,还给热开水驱寒,母亲连连鞠躬,说好人有好报,好人有好报。
进了县政府,不管看到谁,母亲都陪笑脸,小心翼翼,唯唯诺诺。
刚开始,县政府的办事员对抗战烈士家属还挺尊敬,让我们耐心再等等,正在向上申报,不久就有结果。
他们给母亲看第19师司令部的回复,上面确实有师长唐伯寅的签名,说:“快了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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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唐伯寅的回复
可都等到了第二年,还是没有收到分文的抚恤,县政府的办事员见我们隔三差五地来找,也烦了,有时候连门也不让进。
站在县政府的门口,母亲伤心委屈得流眼泪,我和哥哥一左一右地扯住母亲的衣角,不知所措。
白白跑了大半年还是一场空,母亲很失望。兵荒马乱的,谁会在乎一个抗战阵亡低级军官家人的死活?
祖父的病在加剧,临终前,他把我和哥哥招到跟前,摸着我们的头说:“你们爸爸死得值,你们别怪他。”
我怎么能不怪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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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无门,母亲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下地种田,上山砍柴,替人缝缝补补,帮人放牛赶羊。
一个女人力气毕竟有限,再也撑不下去了,母亲犹豫来犹豫去,决定留下哥哥,把我送给别人。
邻村有一户人家,没有子女,打算领养一个孩子,将来能给他们养老送终。
我不愿,但又没办法,只能接受这个现实。这年,我10岁,已经懂事了,知道我不走,我们母子3人都要饿死。
离开的那天,是养父来领我的。我一步一回头,不好哭出声,用袖口擦溢出来的泪水,两个袖口都擦湿了。
母亲把门紧紧关上,和哥哥在里面哭,她怕看到这场景,心一软,突然改变主意把我留下来。
养父母家生活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到了他们家,我就开始做家务活,砍柴、烧饭、洗衣、种菜,每天只要一睁开眼睛,就有忙不完的活。
还有我最不愿意干的事情,是去公路边拣掉落下来的乌桕籽。乌桕籽农历9月份成熟,可以用来做蜡烛,大人都让小孩去拣。
乌桕树上长一种毛毛虫,一粘上,皮肤就又红又肿,痒得让我想把肉全部剜掉。
好几次我很想母亲和哥哥,就走到村里,又不好进门,就在村口坐着,希望能远远地看他们一眼。
黄昏了,家家户户开始烧饭,烟囱往外冒烟,绕在屋檐底下散不出去,炊烟也带出饭菜的香气。有大人在门口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传出很远。
以前母也这样喊过我,有时玩得兴起,故意装作没听见,现在不会再喊我回家吃饭了,我鼻子很酸,起身走了。
这年的冬天特别的寒冷,我手上脚上裂开了几个大口子,往外渗血珠,但还需要干活。
那天,我在村外拣柴,听到有人叫我,转过脸来看,是哥哥,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哥哥一把将我背在身上往前走,我在背上问哥哥到哪里去,他说要把我接回家。
我的眼泪一滴滴滴在哥哥的脖颈上。
但我和哥哥手拉手回到家时,母亲看到愣了一会儿,把哥哥拉到一边说,抱出去的闺女,是泼出去的水,让哥哥赶紧把我送回去。
走之前,母亲给我煮了一枚鸡蛋,鸡蛋热乎乎的,很暖手。但没一会儿,就变冷了,我还是舍不得吃,也舍不得走。
哥哥只得把我送到村口,一直看着我慢慢走远。回到养父母家,我自然是被好好地训了一顿,说我养不熟。
这时候,我是怪父亲的,要是他不去打日本鬼子,就不会牺牲,我就不会过这样的苦日子。
好在两年后,养父母把我给退了回去。养父患了病,也没有能力养活我了。
回去的那天,我装作很伤心,其实开心得不得了。
晚上,我们母子3人又在一起吃饭了,吃的是玉米糊配咸菜,我和哥哥不时地看一眼对方,扒一口玉米糊,吃一口咸菜,然后嘿嘿一笑。
祖父当年开豆腐作坊时,晚上家里点的是豆油灯,现在条件差,点的是煤油灯,为了省油,灯芯捻得细细的,稍有风漏进来,灯火就熄灭。
我对母亲说:“以后我天天去拣乌桕籽换蜡烛点灯,我不怕毛毛虫了。”
我知道,母亲再也不会把我送人了。一家人在一起,苦就苦一点,熬熬就会过去。
孤儿寡母日子过得艰难,有人好心劝母亲招个男人上门帮衬帮衬。母亲拿起扫帚,像扫垃圾一样把人往门外赶,让人下不了台面。
以后就没有人提这事了,母亲咬紧牙关硬挺着,终生守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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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了,家里分到了田地,我和哥哥已算得上是半个劳动力,生活有了起色。
但不知道是哪一天,母亲把父亲的那张军官照偷偷地收了起来。
父亲的这张照片,母亲一直当作宝贝,请人做了个相框,挂在屋子最显眼的地方,有邻居来串门,一眼就能看见。
母亲预感到什么,因为旧军官姚会山很少来家里走动了。尽管父亲是打日本鬼子牺牲的,可他是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变不了。
后来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有人被打成地、富、反、坏、右,受到镇压和批斗,好在我们孤儿寡母过得苦哈哈,也没有动我们。
老百姓的日子,全在柴米油盐里面。哥哥娶了妻,我也嫁到了外村,生儿育女,养家糊口。
时间一长,父亲的影子,在我们家慢慢地远去了,也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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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现在的一家子
侄女18岁那年,去县城拍了一张照片,女孩子爱美,不知她是怎么从箱底找到母亲藏起来的相框,她把爷爷的照片揭下来,放上了自己的照片挂在墙壁上。
侄女不知道这张照片对她奶奶是那么的重要。
知道这件事情,是十几天后了,母亲就跟掉了魂一样,翻遍了家里的角角落落,连后来走到外面,旮旮旯旯也仔细看过去。
照片最终没找到,母亲叹口气说:“我连这点念想都没有了。”
侄女为此追悔莫及。
1976年,我儿子体检合格,去部队里当兵。那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时代,团里第二年要送他去南京机要学校读书深造。
后来也没去成,因为政审时,得知他但外祖父曾经是国民党的军官,把名额给了别人。那个年代,像入党、提干、调动,都是要政治审查的,调查几代人的家庭经历、政治背景。
我连续多日吃不下睡不着,人瘦了一大圈,我能不责怪父亲吗?我们没有享过他一天的福,他把子孙后代都给耽误了。
母亲知道后,心里很难受,再也没有主动在我面前提起父亲。
1993年秋天,母亲生命的灯油耗尽了,她躺在床上,目光定定地看着一个地方。
有人说,临终的人,眼前会出现一幅图画,是未了的心愿。我就朝这个方向看出去,是窗户,窗户的外边,是一片天空。
母亲去世的那天,下过一阵雨,又出了太阳,从窗户看出去,天空里有一道彩虹。
母亲把我招到跟前,说:“我要找你爸爸去了,我一个80岁的老太太,你爸爸才28岁,一个青年军官,我怕他认不出我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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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常山县球川镇在水坑旁立下了“血泪坑”纪念碑。
碑文上写着:“1942年日军闯入后弄村,一面烧屋,一面惨杀男女同胞13人,陈尸此坑,群众流泪痛恨。为此立碑教育下一代,追思烧杀史,满怀爱国心。”
每年清明节,都会有组织或个人前往“血泪坑”祭奠,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可我父亲牺牲在打日本鬼子的战场上,不知葬身何处,连个祭拜他的地方都没有。
常德会战6万将士阵亡,3个师长殉国。谁还会记得一个小小姚排长?
要不是这次张鸿飞在档案馆发现母亲的信,带人找过来,记事起只见过父亲一面的我,都快忘了他的模样。
这些热心的年轻人不仅替我去祭拜了母亲,还找到了我们家当年豆腐坊的遗址,虽然只是一块荒地,但他们说很有历史教育意义。
他们让我好好讲讲父亲的故事,我讲来讲去才发现对父亲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反到是他们告诉了我很多不知道的事。
他们还查询到父亲的牌位,奉祀在台湾一个叫武烈士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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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武烈士祠奉祀的牌位,殉难日期有差错?
我在世上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一些事情在我手上可能完成不了了。
孙辈们正在开具有关证明,等疫情好转后找机会前往湖南,去父亲牺牲的湖南桃源漆家河,抓一把泥土回来,撒在母亲的坟前。
他们还要去台湾武烈士祠,把父亲的英灵带回老家。
有人记得我的父亲姚骥,我心里高兴,父亲没有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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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姚骥的故事放在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夕发出,我有个私心——别忘记那些普通的士兵。
胜利的喜悦属于很多人,属于张灯结彩庆祝的普通人,也属于肩上多了几个星星的高级将领,但胜利的喜悦永远不会属于老兵、属于烈属。
老兵恍惚的眼前,是堆积如山的尸体;烈属的心中,是永远回不了家的儿子、丈夫、父亲。
无数抗日烈士的女儿和姚康玉一样,父亲走上战场前,她们还在蹒跚学步,咿呀学语。
而现在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是奶奶或者外婆。她们对父亲的记忆,大多来自于母亲的讲述。
康玉,多么美好的名字,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最大的期望,像块玉石般健健康康长大。
但她们的一生,都在困惑中度过:爸爸去哪里啦?爸爸为什么要去?谁还记得我的爸爸?
没有人会给她们一个答案。
有战争,就会有牺牲。是什么,让她们的父亲明知道要抛家弃子,还毅然赶赴战场。
答案在父亲们的心中。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编辑:罗伯特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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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行脚罗浮山
今日启程,一往无前,
诸佛菩萨,龙天护法,
普蒙加被,道业必成。
行脚就是了脱生死的一个捷径。
另外还有一种功德,
就是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有情的和无情的都能度;
能见到我们的,与我们能说上话的
所以它的功德是难思难议,难说难尽的:
十方如来都来护持和赞叹
苏东坡写下“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
罗浮山佛道并存,和睦相处,兴盛时有九观十八寺,十八寺中以华首寺为第一禅林。
距离深圳约70公里,国家5A级景区。
亲爱的盲人朋友们:
参加“行脚”
道业必成
累积“罗浮山”难思难议、难说难尽的功德
时间:
11月10日
预备会
报名方式:
莲微信:85264845040
真恒微信:
13714614194